王维东的爷爷在北京一所大学里教书，爷爷的弟弟是国民党的军官，爷爷的两个妹妹家也都是当地的旺族，爷爷的父亲是保定一带有名的大地主。
军队来了，建立了临时新政府，自然他家就是被镇压的对象，不但分光了家里的一切财产，也分光了家里的女人，太爷被逼上吊自杀了。
王维东的爷爷在北京，奶奶在保定老家，他奶奶被“分走”时，家里还有王维东的爸爸、叔叔、和一个正在吃奶的姑姑。
爷爷在大学里听说了了家乡的消息，感觉到家里可能会出事的，就急匆匆赶回家，到了家里才发现，大小屋子甚至牛棚都注满了本地的那些好吃懒做的和一些不认识的人，他们搂着他家的那些女人，用着他家的家具、牲畜，过着日子。
原来的大地主、军官、教授的家已经是家破人亡，只剩下老母亲领着领着大、小两个孙子和嗷嗷待哺的孙女，坐在院外的老槐树下，等待着救星，在北京当教授的儿子回来呢。
五口人在老榆树下痛苦的想见了，太奶对爷爷说：“儿子，你带我们快走吧，不然的话他们会把你抓走的，咱们家怎么也要保下几条命啊！”
于是爷爷来不及告别父亲的的亡灵，悄然离开了生他养他，以他优秀而骄傲过的地方。
当时兵荒马乱、饿殍遍野、避难逃荒的人到处都是，爷爷就挑了一副担子，前边放着小女儿，后边放着小儿子，扶着母亲拉着大儿子，开始逃离家乡了，他们走一个地要饭一个地方。
妈妈年龄大了，面对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她老人家的精神打击该多大呀，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又是小脚，不久老人就病倒了，小女儿也病了。
爸爸带着老的小的在一个叫做老榆树的地方停下来了，在老榆树下住了两天。
老人对儿子说：“你把小女儿送人吧，不然就得死在路上，我也不走了，我就死在这里保护她，记住这个地方叫做老榆树，将来她两个哥哥长大了，回来找找他们的小妹妹，也给奶奶烧点纸，送点钱，我不行了。”
老人说完就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睁开。爷爷知道妈妈说得对，小女儿不送人，她的小命就保不住了，王维东讲到这时，郑新和他都流出了泪水，他们端起酒杯，把啤酒和泪水一起咽下。
王维东接着讲，爷爷知道自己的出身，他不能再回大学教书了，东北地多人少，尤其是到了松花江畔，生活就更容易一些。
他就带着两个儿子走哇走哇，最后选在了咱们这个屯子住下来，当时只有几户人家，无边无际的草地等待开垦，夏天住窝棚，冬天住地窨子。
王维东说：“至于咱们两家什么时候成为邻居的，我就不知道了，我相信你也不知道，呵呵。”
两人又举起酒杯，把晶莹剔透的啤酒一下子倒进口中。
郑新说：”我听我爸爸说过你有个大伯参加了抗美援朝，谁也说不清，人就没了。”
王维东叹了一口气说：“嗨！说起我伯父可以证明一句话，人生命运难测，福祸无常啊。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战争当然是残酷的，谁愿意送自己的儿子、丈夫去当炮灰呢。
但是作为老百姓，家里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就必须去一个。
对别人家征兵，要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开会动员，对我家就不同了，我家是大地主，是被****的对象，连一句客气话都没有，就是强制。
那时我大伯十六虚岁，我爸爸十四虚岁，我爷爷三十七虚岁。如果我爷爷去，家里留下两个儿子没人管。
我爷爷清楚，如果自己当兵走了，下次征兵大儿子一定也会被送上战场，因为爸爸走了，两个孩子没有了主心骨，也没有人管，不送你送谁去？给你地主崽子一个改造机会，你还应该高兴呢，当官的还减轻了一份征兵的压力。
邻屯一家姓曹的，也是地主成分，家里五口人，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第一次征兵时，爸爸舍不得两个儿子，就自己当兵走了。
前刚脚走，后脚后娶的媳妇就被一个村干部给强奸了，媳妇想不开投井自尽了。剩下三个孩子，没人管了。
征兵的任务又来了，工作组完成任务太难，就忽悠曹家的大儿子当兵去，大儿子一想爸爸当兵走了，后妈死了，到朝鲜找爸爸去吧，就说只要到朝鲜能找到我爸爸，我就去。当官的当然满口答应，你爸爸在朝鲜，你找爸爸当然去朝鲜了。
于是十七岁的老大就被光荣地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了，二儿子十五，一看哥哥去朝鲜找爸爸了，家里连后妈都没有了，就央求哥哥带着他。
有一个村干部亲戚家的儿子正在被做工作，去当志愿军，全家正为此发愁呢，发现了曹家二儿子要和哥哥去，他家就请村干部和工作组到家里喝一顿酒，说一些好话，他们马上就同意让曹家老二和哥哥一起当志愿军。
很快兄弟二人就都带上红花，出发了，并且还拍了照片，刊登在报纸上，为了保家卫国，兄弟二人同时当兵，积极参战，成为了当时的楷模，人们学习的榜样，工作组也成了先进。
独自在家的十二岁的小女儿，被一个家里有个傻儿子的村干部收养了。
战争结束后，爸爸回来才发现，两个儿子都埋在了朝鲜，小女儿已经是一个有二岁傻儿子的妈妈了。
我爷爷是大学教授，他不糊涂，就决定让大儿子去当兵，死活就只有听天由命了，自己还能保护好二儿子。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咱们村一共去了十个人，回来三个人，有六个人永远留在了朝鲜，成为了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