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他们开心的是这里没有任何人影响他们，这里就是他们的乐园了。
刚爬上来时上边有些窄，他们就小心翼翼地摇晃着走，走几个来回之后就可以跑了。就别提他们多高兴、多快乐、多兴奋了。
那时的他们还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更高更大的墙呢，如果现在他俩蹬长城能换来昔日蹬土墙的快乐，估计他俩都要搬到长城上去住。
就在他俩满头大汗地在墙上边跑着、闹着、快乐着的时候，郑新的爸爸出来找郑新回家吃午饭，看见这两个小子在土墙上跑呢，连想都没想，别把孩子吓一跳，从墙上掉下来，摔坏了孩子，就一声断喝，“你们干什么呢？找打呢！”
他们俩条件反射一样的跳下来，散腿就跑，刚才快乐的结果换来的是每人都让自己的爹踢了几脚，他们的表现是咧咧嘴就算哭了；又被妈妈们痛骂一顿，骂一顿他俩不怕，不痛不痒的。
原来半米高的土墙，他们俩在上边高兴了一场，土墙就变宽变矮了，成了不足三十公分高的胖墙了。
至于爸爸、叔叔、大人们又怎么把墙变高的他俩才不管呢。
有一年郑新从东湖回老家，遇见了娟子的爸爸，他还开玩笑说：“小新呀，我还要感谢你和小东，你们这两个淘小子，我家的院墙至今还那么结实，是你们俩给夯的好哇！”
在他们俩八虚岁的时候，妈妈们给他们用毛巾缝个口袋，当做书包，里边放上两本书——语文算术、两个本子、在一支铅笔、一块橡皮，到村里那时叫做大队办的小学上学了。
从此他俩又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如果谁家吃饭晚一会儿，另一个就等着，有时还会在对方家里再吃一口，那时的肚子好像永远也填不满。
大队办的小学，老师、学生都来自不同的自然屯，老师、学生自然分帮分伙。他们这个自然屯没有老师，学生也就常常受老师和同学们的气，挨打、受欺负了他们俩一起哭，淘气了一起笑。
那时的农村的人一年四季都是忙，太阳升起来开始干活，太阳落山了回家吃饭，忙的要死累的要死，每家又都有五六个孩子，哪有时间和闲心管他们。
不知不觉，到了小学升初中的时候了，那时的小学是五年制。不知哪位神仙出了一个主意，要大队自己办初一，到初二时再让学生在到当时叫做公社现在叫乡镇办的中学读初中。
不到小学两年文化的大队书记一点头，大队办的小学就有初中一年级了，全校一个年级只有一个教学班，一个班的学生只有三十人左右，到四、五年级和初一，学生就更少了。
初一下半学期刚开学不久，公社干部文教助理带着两个老师来学校检查工作，就像开玩笑一样，把小学五年级的算术和初一的代数放在一起，出一张一百分满分的试卷，试题也都是课本上选出来的。把小学和初一语文基础知识放在一起也出一张一百分试卷。
让初一的学生和大约二十来人的全校老师一起参加考试，考完当场就判卷，人少卷子也好判。
成绩很快就出来了，师生加在一起算术、代数成绩是两个人及格，郑新８７分，王维东８０分，最可笑的是有一位民办教师叫做常方宽，虽然名字含有数学的意思，可是考试竟然得了个大鸭蛋。
语文成绩也出来了，竟然有四个老师不及格，最高分８５分是王维东，郑新第二名８１分。
这一下轰动了全大队，他们俩也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爸爸妈妈笑的是那么开心，老师不再给他俩小鞋穿了，大小同学也不再欺负他俩了。
他俩高兴的劲还没有过去呢，不高兴的事来了，王维东的老家在河北，祖上就有当官的、经商的、做地主的。改革开放正要开始，他们就搬回河北老家了。王维东走的时候，两个从小到大形影不离的玩伴、同学，泪流满面，拉着手不忍分开，感动了全村送行的人。
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两个人又小，又都忙于学业，从此相互间杳无音信。
一直到王维东考入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入学前他和父亲回东北办事，郑新才见到他。
郑新也是那一年参加的高考，考入了省内的一所全国著名大学。
当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能考上大学的是毛鳞凤角，在农村谁家的孩子能考上中专，都是耀祖光宗的事。
郑新和王维东相聚，不但两个人高兴了一场，全村的乡亲们也高兴，也自豪，他们给乡亲们带来了教育孩子的榜样，从此他们那个村子比其他临近的村子考出去的学生就是多。
后来他们在上大学期间见过一次，参加工作后，他们都要成家立业，王维东经常出国，有几年还在在国外工作，他们始终没有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