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来人宣读圣旨，其实这是正常的历史所有，因为明朝有规定，外府、州、县正佐，在内大小九卿之属员，皆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
而五府大臣及锦衣卫堂上官自陈候旨，“直省总兵官如之”。在内五府所属并直省卫所官，悉由巡视官及部官注送；在外都司、卫所官，由抚、按造册缴部。副参以下，千户以上，由都、布、按三司察注送抚，咨部考举题奏。锦衣卫管戎务者倍加严考，南、北镇抚次之。各卫所及地方守御并各都司隶巡抚者，例同。文武官虽然最终都必须由中央政府最终任命，但一般官员和地方官员具体考核任免在吏、兵部衙门，督抚、地方三司。其出面宣布任免自有各级官员，与宦官其实一分钱关系没有。按理来说，顶多是到了吏部和地方报备一下就可以了，不然全天下那么多官员，皇帝还要每个都要“招来觐见”吗？更加轮不到什么太监过来“宣读圣旨”。况且全国每年多少官员任免，全靠宦官宣谕，明代的宦官数量就是再打着滚儿往上翻倍大概也不够。所以，明代宦官出面宣旨的情况，绝大多数属于代皇帝日常传话、问事，间有奉旨出使和奉钦命传中旨。而以上情况都非定制，绝不会出现文艺作品中出现的凡事均为宦官出面宣旨的情况。大小九卿以及方面大僚出任补缺由廷推会推或者部推，五品以下由部选，哪怕是宰辅、冢宰、司农，嘉靖以后也多出敕推，也就是先封了官，然后“觐见”。
这次晏世轮搞的动静有点儿大，受到前年“澎湖海战”和葡萄牙红夷霸占澳门的影响，近年来朝廷对于欧洲人已经有了警惕，前几番斩倭寇、败红夷，已经引起了朝堂的注意，所以一经楚党人士在朝堂上运作，没出两个月，立即下达了“觐见”晏世轮的圣旨。现在的熹宗皇帝已经是病入膏肓，没几天活头了，但是阉党势力如日中天，虽与齐楚浙和东林诸党人士闹得不可开交，现楚党内举荐晏世轮为官（虽然只是正四品金乡卫指挥使指挥佥事），仍然受到他们的高度重视。因为一向以文人辈出的楚党，竟然有了强力的武官外援，虽然现在举荐为文官，但是其义弟仍在大员（台湾）有着一定影响。所以在各方的关注和妥协下，微妙的平衡出现了——即让晏世轮“觐见”，然后各方对其有个印象，看看是否能够拉拢？
这个官员觐见和各方的制衡制度，让晏世轮想到，这是不是民阿主的苗头？想当年明初的时候，中旨特简选官，尤其是选大官，在明朝受到的阻力一直比较大，明英宗想给徐世英一个“九卿堂上官坐”，结果被科道官骂得要死，丢下句“再有来人说，打光牙齿”，给徐世英随便授了个中书舍人。
类似的例子还有明宪宗，想把部推改成特简，结果刘璧好好地讽刺了他一顿。其实有明一代，文官和宦官一直在为自己分担更多皇权而斗争，双方互有胜负。而明代的文官制度在中国古代确实非常发达。这多好啊？皇帝都没有了“一言堂”的权威，不能不说类似“民阿主雏形”
但中国古代的所谓“民阿主雏形”，更像是制度层面上的，它的顺利执行依靠的是明君的存在，如果赶上武宗和熹宗这样的皇帝，什么制度全成了扯蛋，这种状况应该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但明代“士气”相对高涨，读书进取的士人敢于当面谏争、批逆鳞的相对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抗拒干扰，以利制度的顺利执行而且在太宗之后，宗藩对中央和地方政治的干预能力弱。但到了清代，一是大兴文网，使士人“做诗都为稻梁谋”了，不关心也不敢参与政治议论和实践，皇权走到了集权的顶点。虽说“清谈误国”，但连谈都不谈了，就更没有出路了。曾经有人说，如果没有清军入关，中国可能更早进入民阿主时代，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退一万步讲，就算清军没有入关，李闯真成了势，也未必不是新集权主义实践的开始。但是是否能够借鉴西方的经验呢？因为一旦将来扩大金乡军的影响和地盘，这将会是不得不面对的。
晏世轮从觐见制度这一点上来看，中国和西方是两个素无关系、互无影响的历史发展体系，硬要去这样比较，有点牵强。就像90年代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的大争论一样没有意义。他不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存在西方式“代议民阿主”的因素，将来的金乡军，定会管理地域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政府体系越来越庞大，政事越来越复杂……这些都要求分权，
清朝时的“惟以一人治天下”的理想不错，但正因为清世宗（雍正）非要实践这一理想，所以他在相对比较清心寡欲的情况下58岁就死了。以一人治天下的最好体现应该是朱元璋，而且相比雍正，老朱可完全说不上清心寡欲（七十岁还能生女儿），雍正五十八岁而死只能说是本身健康的问题（其实五十八岁在皇帝里面并不短命，明朝除开太祖太宗以外其他没一个皇帝比他命长）。
收起各种胡思乱想，晏世轮再次整理好着装和仪表，把圣旨珍重的收好。对着陈仁锡道，“明卿公，学生曾听思成吾兄言，明卿公文采斐然，而且关注边事，昔日‘宁前一线扼咽喉，壮士提刀孰与俦?山海当关蹲虎豹，肝肠如雪彻箜篌。精严壁垒云麾壮，吐纳天河楼橹稠。结发从征七十战，何愁李广不封侯?’可是道出了吾辈文人的拳拳之心，时常令学生热血沸腾啊”，千穿万穿，马匹不穿。这个陈仁锡应该也是有几分本事的，与史可法相同，也是眼神坚定、温润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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