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变化在于，人们逐渐感觉到，那些被承袭了千百年的条条框框已经慢慢开始松动。如今，问题的焦点已不再是社会是否需要变革，而是变革该以何种规模和速度进行，以及需要为之付出何种代价。最大的变化还在于，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变化绝非偶然，也并非拜天所赐，它是人类理想、意志和知识的结晶。所有这些思想家们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一个“思考的工具”以期解决凯恩斯所称的“人类最终的政治问题：如何才能把经济效率、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三者完美无缺地融合在一起？”－－－－－＜推手．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天才＞
要从零开始，组建一个庞大的组织，其实并不是无据可考，现实历史中不乏这样的牛人，不说唐宗宋祖，二战中的德国，几乎就是小胡子个人的能力短短十数年间建立起来的，给他一个天才组织家的头衔小胡子是足以笑纳的．
小胡子能建立起席卷欧洲的庞大帝国，是因为他充分利用了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当时世界经济危机．德国国内充满各种矛盾．，地利就是德国的工业基础和优秀的军人传统，人和就是一战战败使得德国国内充满战意，无数失业的工人和没有安全感的资本家提供了现成的人力和物力．
整个德国就好比一个上好火药的大炮，只等一个天才的领袖去把它点燃．纳粹从来不是一个，或者一部分德国人，而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疯狂，是这个民族可敬，可怕又可悲的文化的必然，从尼采的超人到脾斯曼的铁血．早就注定了这样的基因，这是一个诞生过黑格尔，歌德和马克思的文明．做为个人，他们是那么的可敬，作为群体，他们又是那么的可怕．小胡子建立的第三帝国只不过是这个文化的具现．
同样的，闻心要建立一个组织，就首先要找到依附的文化，他的组织文化就是智慧，永恒和正义三个词．道家对道的坚持，道教对长生的渴望，还有这个前有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有二陆朱熹即将出世的时代的文明对正义的信仰．
更有中国封建时代唯一一个重视商人阶级的时代的天时地利．
理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其实也是有他的道理的。什么是天理，就是道，就是形而上学，就是科学规律。
理解了整体时代规律的人，也就是当时最进步的人。
存在即合理。
比如商朝的时候，通讯技术限制，教育水平局限于小部分人，当时对个人武力的依赖。还有农业生产水平的限制，注定只能实行奴隶分封制。存在即合理，这是大浪淘沙下自然选择的必然，所以纣王搞改革，就是找死。
同样的，到了十九世纪末，满清政府在世界浪潮下不得不立宪，他立宪不干不脆，就是找死。就算有个穿越众当了光绪，也会明白，不君主立宪制，就只有被革命，这是当时时代生产力，和国内教育水平的条件下的必须选择。
这么一个广义的各种社会发展参数发展到一定地步，必然会量变引发质量，这就是天理，这就是道，这就是无法抗拒的科学规律
不管是正一教，还是全真教，都会因为对永恒的狂热成为他最好的爪牙，遍布全国的商旅会成为他的肠胃为他吸收营养．真正的士大夫君子会成为他实现理想的附庸，国战的机遇会让社会变革，资源整合．这个文明诞生过孔子，老子和庄周，所以他必然会孕育出这样的组织，这个文明在呼唤一个天才的，有远见的组织者和整合者，而闻心，当仁不让．品闲居，全真教和大理国就是支撑这个组织的原始的三个支点，总有一天，这个组织会席卷天下．屈原作＜天问＞，问尽古今疑难，所以这个组织的名称就叫＂问天＂．＂敢问苍天，可有永生？＂
人类的各种行为，除了本能的欲望和生存的需要驱动，就是感性的冲动和理性的选择两种．而真正成熟的组织，基本上是由理性的选择整合和驱使的．而人类最大的野望就是长生，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建立最庞大的组织．
以商业为组织核心有个缺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或者有的资本家本身很有教养，也是好人，可是不可否认，资本家这一阶级身份本身，就决定他的主要行为标准，他就是**裸的吸血鬼。
因为劳动密集产业必须以掠夺剩余价值为谋利手段，所以这种游戏规则下，资本家必备的心理素质就是**。所以，这一游戏规则下造就的资本家，不会有好东西。而像比尔盖子那样以知识创业，给员工以福利，并且决定死后把绝大多数财富献给慈善基金的资本家，只有知识经济产业才能产生，并且只有在个人权利获得保障的社会体制下，才敢产生。作为科学家，学者和企业家，共同的责任就是以知识的进步促进社会生产基础的进步，进而获得人类的解放。比如慈善事业，科学家可以解决疾病，企业家可以捐钱，而学者可以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就整个人类的思想趋势，主要分为两种，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偏向物质，而自由主义偏向理想。不管是偏于自由主义还是偏于现实主义都是不合理的。二者兼顾，才是最理想的社会。我们的问题，就是信仰现实主义的人占了社会的主流，掌握了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