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在拉文斯布鲁克女子集中营设立了一家用于精密机械组装和校准工作的工厂，生产像继电器、潜水艇、炸弹定时引信、发送和接收装置这样的军用电气设备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在德国人的监视下，共有2000多名名妇女在西门子建造的棚屋里工作过，西门子二十多万雇员中，有十五万多人是集中营的在押犯，公司从这些犯人身上榨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德国战败后，如何处置这些在战争中迫害工人的资本家，在战后被热烈讨论。时任董事会主席的赫尔曼·西门子被逮捕，几名董事会成员选择了自杀，另外几个被流放到俄罗斯，在那里有人自杀了，还有人因为恶劣的环境死去。
当时在在西门子城，苏联人将所有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都拆卸掉了，占领了装有成品、半成品和原料的库房，所有在国外的工厂无一例外被没收，财产尽数充公。西门子在图纸、测量资料和检验资料以及设计规划上的损失更大，庞大的公司受到致命的打击。
但是，经过一战洗礼培养出来的快速反应机制发挥了作用，战争结束的前夕，西门子将那些被挑选出来的人被装进煤炭气罐车里，被运往南边和西边的工厂。
恩斯特-西门子、前主席卡尔的儿子被送到了慕尼黑，住进了位于施塔恩贝格湖畔的别墅，这里成为西门子公司新的权力中心。
西门子公司多年来同外国公司和官府客户之间的联系，非纳粹化运动对西门子的影响没有预想中的那么严重，3年后，被捕的董事会主席获释。
当时奥地利官府为了避免西门子公司的财产被苏联和其他战胜国的破坏瓜分，直接将国内的西门子公司给收归国有，直到现在奥地利官府还在奥地利国内的西门子公司占着百分之四十三的股份。
西门子靠着这些关系网迅速地实现了恢复生产，70年代，犹太工人为索赔和迫害过他们的企业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西门子支付了700万德国马克。尽管在法律和道义上并没有义务这样做，但西门子为了避免公开讨论，还是选择了赔偿，随后，他们还和其他企业一起设立了一项赔偿基金。这种积极的态度为他们争取了主动，避免了事态的扩大，西门子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过在人们的记忆中慢慢地消退了。
之前的西门子跟官府走得很近，在华夏国的经营策略，同样是借助官府的的力量，西门子在华夏国获得了大批有利可图的国家订单：如三峡水利工程、正在修建的金山市地铁2号线等大型工程。
不过工程师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西门子内部，出现了消极的一面——
革新者只有在技术可行的情况下才会有所行动。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当今社会，西门子产品比对手上市晚、卖的贵，冗杂的决策系统、繁多的业务、由于垄断滋生的惰性情绪，让西门子负重前行。
冯必乐从1992年就任董事会主席后，八年时间里面花了170亿欧元一共吞并了一千多家公司。
不过吃下这么多的公司，西门子在收购后的整合上却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背上了更加沉重的负担。
同时，随着上市场自由化浪潮的袭来，国家主导采购不复存在，西门子在许多国家的邮政和电信企业中不再具有垄断的优势，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竞争，西门子股价跌落超过一半，企业处于被分割的边缘。
此时的西门子但从1996年开始就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各个业务部门定期被审查，在世界市场上要么排名第一、第二，最多第三，否则这个部门就要等待“处理”。
于是前年西门子决定从集成电路业务中退出，将上司公司爱普科斯和英飞凌的股票抛向市场，美国泰科接手了这两家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