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容易给人一种假象，就是以为故事才是小说最精彩最吸引人的部分。这也难怪，因为小说总是在讲故事。而这种最初的故事，通常还被人理解为历史，比如《三国演义》。
当然你可以说，故事很能吸引人，这一点我绝对赞同。唐传奇中的那些故事，虬髯客邀请李靖吃人头人心，聂隐娘居然可以变化身形，而红线最后居然还有“前世来生”，这些事不仅离奇，甚至骇人听闻，但它能吸引人。小说发展的最初动力和持续动力或许就是这种吸引力。
但这种吸引力，注定只能吸引一时。我们今天仍然喜欢唐传奇，却不再是因为其中那些骇人听闻的事，而是那其中刻画的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虬髯客豪侠英武，“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风范令人心折；红佛女“巨眼识英豪”是千载而下书生的梦中知己；而红线之所为“侠”的境界甚至远远超过了《水浒》中的侠的境界，是张丹枫萧峰等人思想的先驱。而反过来看，当年能吸引读者的那一系列骇人听闻之事，早已经成了这些小说中的糟粕。
所以，故事能让小说吸引人，却绝不是让小说流传下来的真正因素，恰恰相反，这些故事反而降低了小说的真正价值。因为究其根本，能让读者记住的，首先不是故事，而是人物。说起三国，我们想到的，首先是一个个人物，他们的鲜活的形象，棱角分明的性格，然后才是他们的故事。就拿关羽来说，我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他的勇武傲气刚愎自用等形象性格层面的印象，然后才是他“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败走麦城等等的故事。这也就是说，小说真正吸引人的，真正打动人的，绝不是那些看上去离奇鬼怪莫名其妙的故事，而是人物，真正典型的人物。小说是写人，而不是故事。
三国和水浒的故事历史上实有其事，所以那些故事给人一种想当然的印象：本来就曾有这样的事。有那么一个时代，小说总被当成历史，小说的真正价值被忽视。因为没人承认，三国和水浒是虚构的。但若从小说的题材来说，三国和水浒却自然是虚构的。直到金瓶和红楼的横空出世，小说的虚构意识才真正凸现。
于是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小说没有了历史，那故事从何而来？故事在小说中的地位究竟如何？我所说中国小说给人的假象，就是因为这种发展过程所带来的后遗症：总把故事放在小说的第一位。
这样的书很多，就像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风行的武侠小说，它们当时如火如荼，可到了今天，究竟还有几人读过那些小说，且不说读过，还有多少人愿意去读，读得下去？你得承认，那些故事当时是真正吸引人，可如此吸引人的故事，为何今天让人连读下去的兴趣都没有？
小说泛滥的时候，也恰恰是小说创作真正迷惑的时候。我敢说，那些曾经写过或者正在写小说写武侠的人，有多半根本就不懂写小说，在红楼之后仍然出现这么多不可胜记的垃圾，无疑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但这样的事，不会停止，只会愈演愈烈，比如今天以故事意淫为生的某人。
再离奇的故事，再伟大的创意，在小说中，如果失去了人物这样的载体，那故事就不会鲜活。徒有故事，而人物苍白，是百年来武侠发展仍未摆脱的悲哀。因为很多人始终不明白，人物和故事在小说中的真正位置和相互关系。
究竟是人物派生故事，还是故事派生人物？凭空的想到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故事，就想来写小说，这个人根本没入小说的门。他写出来的，也许很能吸引人，但他的小说也只能是故事，它鲜活不起来。故事之所以好听，不仅是故事本身的吸引力，还要这个故事赋予具体活生生的人。我看雪山飞狐，苗若兰讲故事的过程，我一直都很奇怪，她为何要讲一会话就要换香燃香，而且作者还花了不少笔墨故意的渲染那香的名称和味道；我想很多写故事的人，计算他能想出雪山飞狐的故事，甚至想出比这更好看的故事，但就是打死他，他也写不出苗若兰在讲故事时还会不忘燃香换香。因为很简单，从故事的角度，苗若兰的这一举动无碍大局，甚至毫不相关；但若从苗若兰这个人物的角度出发，这个举动却是自然而然，不可或缺。没有这个举动，苗若兰这个人物就不真实，她的性格凸现不出。又比如段誉，他和王语嫣共乘一骑，心下高兴，突然笑出声来，王语嫣问他为何发笑，他却说“我经常会莫名其妙的笑，你不要在意”，王语嫣听后没说话，但过了一会却忍不住笑出声来，二人也都齐声大笑。这个温馨喜人的细节我一直念念不忘，其实比起天龙的故事，这个细节究竟算得了什么呢？但这个细节，在我看来，却远比其他的故事亲切的多，因为通过这个细节，段誉的性格被刻画到极致。
可见，小说的真正好看，故事根本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好看在于其中各种各样鲜明可喜的人物。而小说的故事，要想真正好听，也就要围绕人物展开，因此小说中的故事，有一大部分应该是“性格故事”，这些故事是由人物的性格派生的，他们有什么样的气质，遇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些故事早已注定。也只有通过这些故事，人物的性格才刻画得出。性格派生故事，乃至性格决定故事，是高明的小说家的共识。
写小说靠故事来支持，不过一潭死水，写下去的动力也令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