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刚刚下发不久，襄阳学院祭酒蔡邕到达建业。
蔡邕来建业是为了主持孙坚的丧事。他学识渊博，文冠天下，通晓治丧的各种礼仪流程，又是写墓碑的专业户，由他来主持孙坚的丧事再合适不过。来的路上，蔡邕已经写好了碑文，并亲笔书写了碑额。依照孙坚的遗愿，碑文中只记他在汉朝的官职、事迹，爵位止于富春侯，不提他作为吴王之父的事。
孙策很满意，带着蔡邕赶到紫金山，向母亲吴太后汇报。吴太后看完之后，也没什么意见，请张纮书丹，命石匠刻碑，然后开始治丧。
丧事由蔡邕主持，虞翻具体操办，孙策本人只要按照流程走就行，倒没太多的事要他费心。他正好趁这个机会与文武会面，讨论相关事宜。平时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很难聚集这么多人。
虽然治国纲领的讨论还集中在一个小圈子内，参与其中的人不超过十个，但吴王即将称帝的风声还是传了出去。因为孙坚坚持以汉臣的身份下葬，就连孙坚的富春侯爵位都传给了孙权，丧事就成了孙家的私事，不称为国丧，这两件事得以并行不悖。
不出蔡琰所料，如何限制君权成了最大的焦点。除了孙策之外，几乎每一个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他们不是反对孙策的这个决定，而是怀疑孙策能不能做得到，又以什么样的方式予以保证。
从商鞅变法以来，君权就一直在膨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尽管是一句空话，毕竟提出来了，如何限制君权却是只字也未提，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在为刘氏皇权提供了合法性的同时，也有用神权来限制君权的用意，但是很显然，这一点落空了。虚无缥缈的神权对君权的影响有限，能有多大影响取决于皇帝本人，当他敬畏天命时，还能有一点影响，当他只顾眼前时，天命就弃如敝履，层出不穷的灾异除了造成天下大乱，百姓流离失所外，并没有对君权产生多大的影响。
孙策主动提出限制君权——不管他是口头做做样子，还是为了堵世家的嘴主动让步——这当然是众臣求之不得的好事，从老臣如蔡邕、黄琬到少壮派张纮、虞翻，没有人不希望限制君权，维持君权、臣权的平衡，但如何限制，他们都没有底，意见不一。
在这一点上，张纮、虞翻反倒不如蔡邕、黄琬来得洒脱，他们是文臣之首，就是相，相权是臣权的代名词，君权、臣权之争很多时候就表现为君权与相权的竞争，他们如果太积极，很容易被认为是擅权。蔡邕、黄琬没有这样的顾忌，放胆直言。尤其是黄琬，依稀又找到了当年作为党人中坚的感觉，战意盎然。
在与孙策正式讨论之前，几个人初步合议时，黄琬提出一个建议：恢复汉朝初建时的三公制度，罢免尚书台、秘书台等内朝台阁的权力，取消大将军、骠骑将军等职能重叠的内朝官职，由丞相掌民事，太尉掌兵事，御史大夫掌监察权。
总结起来一句话，罢免内朝，权归外朝。
作为唯一正式与会的女性，蔡琰委婉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她认为黄琬这个建议有失偏颇，不符合孙策提出的平衡原则。仅从有汉四百年的历史来看，事务越来越多，官员规模越来越大，就不是之前的三公制所能解决的，更何况眼下又新增了政务、讲武、木学诸堂，这些都是以前没有的，笼统的归于太学，仅作为学术研究机构，似乎也不合适。工商业的发展需要有专门的部门进行管理，大王因此设计相一职正是为此，这几年的实践证明，计相府不可或缺，不仅不应该削弱，归于丞相府，反而应该加强。
蔡琰话音未落，虞翻就笑了一声：“多谢蔡大家，这可是我和计相府同仁难得听到的公道话，再辛苦也值了。”
众人不禁莞尔，就连黄琬本人都笑了两声。计相府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工商业，尤其是商业，虞翻本人精明干练，又有麋竺这样的大商人协助，要想瞒过他们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商业发展迅速，商税水涨船高，想逃税的人如过江之鲫，却无一例外的栽在了虞翻、麋竺手中，偷税不成，反倒被罚了款，严重的甚至取消了经商资格。这几年间，因为偷税漏税被赶出海商会的就有好几个。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虞翻和计相府的名声当然好不到哪儿去。那些人理亏，又知道虞翻不仅能说，更能打，不敢正面挑衅，只能在背后说计相府唯利是图，都是桑弘羊一般不通人情的酷吏。虞翻再强势也阻止不了流言蜚语，只好充耳不闻。
如今听到蔡琰为他和计相府正名，他非常欣慰。
在座的也都是了解内情的人，知道虞翻虽然不讲情面，却不是贪财好利之人，除了为人狂傲之外，他的学问、道德和能力都是首屈一指的。而狂傲也不是什么缺点，黄琬本人也狂，有本事、心不虚才能狂啊。虞翻狂得坦坦荡荡，问心无愧，他们还是欣赏的，平日里也觉得虞翻受了委屈，此刻不免会心一笑。
笑过之后，黄琬反问：“依你之见，又当如何平衡君权、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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