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能不能把李圣研这个小姑娘调教好，郭守云没有丝毫的担心，毕竟“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能力是强大的，对此，他有超强的信心，因为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早就证实了这一点。
就拿国内的情况来说，五六十年代的人，谁要有一个国外的亲戚，那都不敢认，谁要是认了，那要遭人鄙视的；而到了七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过去那种思想在发生着急剧的转变，七零、八零时代的年轻人，普遍经历过的一种思潮，就是近乎极端的崇洋媚外，最实行的一种说法，那就是“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而到了九十年代，“日流”、“韩流”交替出现，那一代的年轻人从崇尚日本的动漫、崇尚韩国的影视剧，发展到崇尚日韩的生活方式与思想结构；而到了九零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两千年之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才开始出现大范围回潮，随着九六年一本《中国人可以说不》的热销，“愤青”一代开始崭露头角，崇洋媚外再次遭人鄙视，哈日哈韩沦入低俗，“小日本、高丽棒子、美国佬、老毛子”之类的贬称再次出现在年轻人的口中。
这一切的一切看似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可是郭守云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却能一眼从中看出经济对思想所能造成的深远影响。很显然。贯穿中国近半个世纪地国民思想转变，一个经济的问题在里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五六十年代，中国几乎是闭关锁国，因此人们对外界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再加上国内政治大环境的影响、东西方对抗所产生的先导性作用，抵触西方的情绪自然就会出现；而到了七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跃然出现在国民面前，一边是经济还处于落后起步状态的祖国，一边是经济发达、物质生活富足地资本主义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的思想遭受冲击，残酷的现实令他们的民族自尊心遭受沉重打击，而相对地。崇洋媚外的情绪自然会悄然催生；进入九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概念开始出现在国人耳朵里，尽管这个概念已经有些落伍，但是人们还是一下将目光投向了毗邻的日韩，“自己国家经济不行。那就看邻居的吧，好歹都是亚洲人。”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经济地飞速发展，尤其是香港、澳门的回归、九八抗洪、亚洲经济危机等一系列事端的出现，国人猛然发现：“我考，外国佬也没啥了不起的，至少比咱强不了多少。”同时呢，再加上苏联解体后。西方一面倒的将压力全部转移到中国的身上，因此，国内青年一代在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极度膨胀的情况下，对国外说“不”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高涨。
郭守云前世是个骗子，但是他地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认识本身就有很强的基础，而在这一世上，随着政治联系的进一步加深，他看待问题地角度也不再停留与表象。而是更多的深入到了本质。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都能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出解释。经济地作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坚不摧，攻无不克，它不仅能左右政局地发展，而且能影响人的思想思维方式，转化一个人品性，蚕食一个人地心灵。一个经济学家，他的作用与能量，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他还可以作为一个政治家存在，也可以作为一个思想家存在，甚至还可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存在。郭守云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存在了，尽管他没有什么专著发表，也没有什么发人深省的论句面世。但他站在那，一挥手一投足，就能让整个远东经济陷入崩溃抑或是走向繁荣；一个眼神，一声咳嗽，就可以左右一大批政治家的倾向；一两句脱口而出的谎言，就可以玩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思想。而他所知道的一些内幕，将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谜团，他经手隐瞒下的东西，可以让一大批历史学精英想破脑袋都想不清楚。
从这个角度来讲，什么叫经济学家？什么叫历史学家？什么又叫思想家？统统都是狗屁，而且最淡然无味的那一缕“狗肛之气”，就是所谓的政治家——在经济的面前，所有的政治都是傀儡式的衍生物。
现在，郭守云要转变这个李圣研的思想，要让她真实的看清这个世界，真实的认识到所谓的资本家是什么样的，要扭转她的天真，要剔除她的愚昧，要改造一下她的那个榆木脑袋，这对于李圣研来说，到底是福还是霍，恐怕现在还很难说清。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这一场游戏里，李圣研肯定玩不转，郭守云一拨小指头，估计能把她从嘉峪关玩到山海关，绵绵几千里，一瞬既至，超级快速的说。
不过话说回来，从这个小姑娘的身上，郭守云也感受到了久违的一种纯真，很纯很纯，纯的像是一瓢清水，清澈透底，不染点尘。如果抛开他的那些杂念，和这样的小姑娘谈话，那未尝不是一种享受，不用担心人家会算计自己什么，也不用担心人家期盼着从自己身上得到些什么——如果说有，那唯一的一点，就是李圣研希望能够得到郭氏兄弟的帮助，以后从远东到莫斯科不用买票了，几百卢布的车资她付不起，不用软卧，硬座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