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院儿最热闹的时候，紧南头的空场上忽然盖起了三间平房，紧接着住进了人家。由于他家把后门，平时并不往我们这边来，只有男主人上下班时才来回走过。
这位叔叔不善言词，只顾低头走路，要是碰到谁就和气地点头微笑。
有一次我的钢笔坏了，去了街面上的修理部，结果在那间阴暗潮湿、半地下的屋子里看到了他。
叔叔为我换了个新笔胆，说不收钱了。我紧张地说：那不行，爸妈会说我的。叔叔这才微笑着收了成本价。
得知叔叔在这里上班，我不免有些替他担心。因为他们的业务量不大，收费又不高，靠此来养活家里的大人和几个孩子恐怕比较困难。
后来，家里只要出现坏钢笔我就赶紧拿去修理，并且坚持按照标价付费。
然而那间简陋的小屋子还是在行业竞争里率先关了门。
真不知失业后的叔叔如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现在，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早已习惯了使用一次性碳素笔，但每次面对大把空笔杆时还会犯愁：扔了吧怪可惜的，可是配上笔芯不是出水不畅就是洇湿一片，只好先放着再说。
住在西厢房的张姥姥是大院里最先去世的。
张姥姥虽说瘦弱，但一直挺精神，每天要看孙子、孙女，给闺女做饭，还经常放大嗓门指导我们做事。她是和我保姆大妈一样的爽快人，让我们帮忙干活不讲客气，给我们生产队里分的东西也很大方。休息时，她对我们总是很和蔼，特别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常聚在她家的瓜秧下面，听她讲故事，还按她所说的，掐下一朵窝瓜花拿在手中，用来吸引采蜜的大蛾子，看那长长的吸管在眼前又戳又卷的真好玩儿。
后来连续有两、三天，张姥姥都没出门，听说是病了。
我们期盼姥姥尽快好起来。
忽然听到月姨嚎啕大哭，才知道姥姥再也站立不起来了。
没有了张姥姥的中院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就算再做什么事我们的音量也都放低了。
二门外空着的猪圈墙头上，长着一溜旺盛的小花。红花梗、绿花叶都是一样的，但开出的花却是五颜六色，有的甚至在一朵上就有不同颜色的花瓣。
那是南面东厢房的老两口种的。
这老两口有些来历，据说是以前窑子里出来的，平时没有任何收入，被街道评为五保户，每月每人发给十元钱生活费。
在我们眼里，他们是慈祥的大伯、大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