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赌注下在秦“质子”公子异人身上，后来异人登位，吕不韦也就一举而为秦国权臣。说士苏秦早年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受到父母妻嫂的冷遇，于是引锥刺股日以继夜研读《大公阴行》之谋。后终于封相拜爵，衣锦还乡，父母郊迎，妻侧目而视。
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自跪而谢。苏秦问嫂子为何前踞而后恭。嫂子回答说：只因为您“位尊而多金”。苏秦不由感叹说：
“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以上两例，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其社会心态恰如孟子当年所指称的：“今人之于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右其死”。
战国另一个社会风气就是以利相交，不讲情义。齐国的盂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孟尝君失势后纷纷离去，复位后又都重新回来，毫无惭色。孟尝君很是忿然。门客说：“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接着，门客以市民去市场购物为例。人们早晨去市场“侧肩争门而入”，日落后，过市门“掉臂而不顾。
门客解释说：人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喜欢早晨的市场而讨厌日落时的市场，而是由于日落时他们所要购买的东西已无法买到了。孟尝君茅塞顿开，表示：“闻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像这种“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的势利之交，居然被认为是“事之固然”。难怪当时要有这样的民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出这也是战国风气的一大转变。
战国社会风气的又一表现是重才不重德。当时不少知名人士品行不佳。说士张仪在人们心目中是“贫无行”之人。他被人当作小偷殴打后，妻子劝他“毋读书游说”。他问妻子：“视吾舌尚在不？”妻子笑道：“舌在也。”张仪说：“这就足够了。”仍继续去列国游说。另一位说士苏秦，《史记》说他“独蒙恶声”，为世所垢。他在燕国受到燕易王的厚待，却与燕易王的母亲私通。燕易王发觉后待苏秦更好了。苏秦心怀鬼胎借故逃到齐国去了。至于像庞涓断孙膑双足、须贾谗害范骓、李斯毒死韩非一类因妒忌而卖友、为争宠而相残之事，当时史不绝书，而且大都为有才气的文士；苏秦六国封相，张仪在秦、魏为相，庞涓执掌魂国兵权，李斯在秦执政数十年，可见战国世风唯才是用，不问德行。
明确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气的变化，就能理解武侠阶层的作为。武侠阶层所尊奉的行为准则恰好与当时的社会风气背道而驰；战国世风不择手段、求富图贵，武侠扶危济出、厚施薄望；战国世风以利相交、趋炎附势，武侠轻命重气、贵交尚信；战国世风唯才是用、不问德行，武侠好侠尚义、崇尚气节。正因为战国世风急转直下，如决河崩堤，武侠才独立特行，以对抗社会的姿态、取极端的行为引起世人的瞩目，以图造成心灵的振动，挽狂澜以既倒，而当时的儒士却已完全卷入到追名逐利的时代旋涡中去了。侠所负载的是一个古老而淳朴的文化传统，他们的价值观念显然和战国的世风是格格不入的；而儒所负载的，则是一个年轻得多的文化传统，它易于在战国世风的转变中迅速地调整与变更，以适应新的时代。从儒家思想的本体看，它是体现实践性格的所谓“只体理性主义”的观念体系。它强调“经世”、“致用”，思想内涵本身又颇具弹性，其基本思想语汇如“仁”、“道”、“礼”等具有多样解释的可能性。因此，它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有较强的自我修复和顺应世变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儒文化在以后汉民族的文化选择中独占鳌头的根本原因。侠所负载的是史前时代质朴的尚武传统，它源于我们民族的种族根性。
它的素朴和旷悍的特质使得这种文化在时代的大转换中显得凝重而又执着。试将春秋时期的专诸、要离和战国未年的荆轲、高渐离间数百年不移的侠士品格，与孔于及其门徒子贡、冉有的师徒两代人不同的行为方式相比，就可以看出侠与儒所各自负载的文化传统性质上的巨大差异了。
与儒奉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处世哲学不同，战国时代的侠是一批幼稚而又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为了抵御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展而急剧转变的社会风气，他们坚守固有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井通过结党连群的方式，在熙熙攘攘的社会中划出一个特定的空间，成为他们可以较自由地按照自身的意愿生存和活动的天地。在战国时代，能为武侠进一步提供这一特定生存空间的，是日益兴盛的养士之风。<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