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会在武侠小说中看到派系，看到师徒间近似血缘地缘的伦理关系，看到武林中的侠对「做官」极其鄙视（因为真实历史中扼杀侠的，正是政府的收编做官），看到侠将一切对于「正义」的渴望，全数放进了与异族，诸如契丹，金，蒙古与清的斗争里。儒士与侠士，源出于一，结局竟是天壤之别。
文学对侠的呼唤：
儒家治世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传承，原因是：透过君臣父子伦理的强调，以及内圣外王，倒推外王必内圣，致使皇权必然合理合法的思想系统，对统治者是很好用的工具。可是很显然的，这不是人世间唯一的「义理」。
侠以其情义然诺，推出另外一种很个人性，非体制的人际伦理，这是另一种「义」的可能，可以用来制衡正统伦理义理的可能偏颇。但是侠却在仅止于报知遇之恩，尚未扩延长大成另一种政治伦理的制衡体系时，就不幸有了悲剧的结束。因此中国文学中，一直有一种「侠情侠义」的心灵呼唤。
打从史记「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开始，司马迁就对侠文笔下不自觉流露同情。司马迁本人是个拥有真性情浪漫惜才的人，他因为爱惜李广孙子李陵的少年英才，力保他带兵北伐匈奴，没想到因政治内部斗争，李陵失去后援，兵败被俘，后又谣传李陵降匈奴，李陵全家被抄斩，司马迁入狱且受腐刑成了太监。后来才知道李陵降匈奴是个误会。武帝曾想接李陵返乡，但李陵说不想再受辱，宁可留在异乡，最终抑郁死去。至于司马迁，尽管后来被释，耻辱却也成了终身印记。因此出狱后的司马迁，继续写史记时，下笔就在字里行间隐含对当朝武帝的疑惑，对正统义理的质疑。
「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就是此心情下的产品。很可以说，他藉「游侠」「刺客」列传点出他对正统王朝之义理的疑惑，渴望著侠的世界的另一种义，这义是在非政权压力下，非只对国君与王朝，而是人与人间平等情义的对待。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整个人的特质，显然受道家思想的自然主义影响，要比儒家思想影响更重。从史记以来，书写侠的文人，好像多多少少都踩踏了司马迁的类似人生。
侠义与离轨，隐逸：
除了史记，在魏晋到唐朝，也出现非常多的咏侠诗。如西晋左思的「荆轲饮夜市，酒酣气益振。哀歌和渐离，谓若旁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论。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陶渊明：「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钱起：「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寸心言不尽，前路曰斜斜。」当然，最会咏侠的首推李白了。喜欢书写侠的文人，都有一个颇类似的通病：个性豪放不羁，不拘儒家治世礼法，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改变性情。当然个个「学而优则仕」的过程就都很不顺。但是在中国体制下，除了做官，还有什么道路可以抒展雄心壮志呢？于是诗文，就成了投掷理想的所在。譬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稽康，为人就很不甩为求做官逢迎拍马的儒生，他也是个爱咏侠的诗人，还喜音律，一首广陵曲，被传闻为天人传授的天籁。稽康后来果真因得罪一个平步青云的儒生锺会，被设计杀害。这就是为什么金庸以「笑傲江湖」讽刺政治，要拿稽康广陵曲改编的「笑傲江湖」曲，跟武林密笈「辟邪剑谱」作对比了！前者正是中国内圣外王儒家治世下的离轨代表，后者则是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很有意思的是，咏侠诗人隐逸或道家放浪形骸的文化也很盛，譬如陶渊明与李白，更是隐逸与放浪形骸不拘做官的典型。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早已成为人人朗诵的名句。这正证明了侠，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一种象徵，是对正统的一种质疑甚至是反叛，想在儒家伦理义理所提出的规范之外，呼唤另一种可能。只是很不幸的，除了离轨放浪形骸与隐逸，并没有别的出路。因此正统继续是正统，离轨者永远像起初的侠，有著被收编被酷吏对付的危机。
这就是为什么武侠小说中侠的世界，总是对正统的是非界线有很多迷惘，对弃侠去为官有很多的鄙夷，甚至仇家正是当官为政的或皇帝本人……，这都跟历史中侠的收编消失，与文学中对侠的继续呼唤，有非常密切的文化传承关系。侠的隐逸，也说明另一种义理，在中国文化直到现今尚未寻见。身为读者，我们将情感投射进侠的世界，也就是不知不觉的对文化传承提出一个问号：除了内圣外王外王者必圣人的正统义理，除了政治，伦理，哲学浑然一体的正义答案，有没有另一种可能？<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