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朝是“庙堂”，列国是“江湖”。
列国是“庙堂”，列卿士大夫是“江湖”。
此时此刻，天下乃、大“江湖”。
侠在这时产主，一开始便一脚踏入这个混乱、庞杂的“江湖”之中，具有了“江湖”的色彩，只是这时周王朝的“庙堂”既已缺乏应有的实力和威严；而列国本身也具有一种“江湖”的色彩，故江湖的空气还是较为自由的，和后来的江湖不同，并未受到来自庙堂的那样一种严酷的压抑，也未形成江湖、庙堂之间几乎不可调和的对立，形成了侠的潇洒一面。
这首先可以从关于游侠产生的各种不同说法中得到印证。
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战国最有名的四公子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齐国孟尝君田文、楚国春申君黄歇，他们以本国大贵族的身份，首先成为当时最大的卿相之侠，他们所豢养的食客，其中也有许多侠。像田文招徕天下任侠之士到他的封邑薛地，达到几万之多，直到汉代犹有浓厚的侠风、民间当然也有侠，但具体的情况却不得而知了。
近代谭嗣同《仁学》提出，侠产主于墨家之中。《仁学·自序》说：“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另一派“格致”是他所说的“学”，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大多持这种看法，并认为汉初的侠主要是墨家之徒。、近代章大炎，《检论》认为，凡是游离于蒿莱（顺民）和明堂（官吏）之间的人，都有为侠的可能。懦家中有侠，而且，儒家基本精神的最高妙精深之处，是与侠的精神一致的。
侠曾起于儒家八派之一的漆雕氏一派，而“世有大懦，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在他于抗日战争前夕写成的《答张季鸾问政书》中，甚至还提出“今日宜格外阐扬者，曰以儒兼侠”，把儒侠相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至高境界。
40年代，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则发表了另一种看法：“所谓任侠之士，大抵是出身于商贾。
商贾而唯利是图的便成为市侩奸猾，商贾而富有正义感的便成为任侠。故在古时如聂政、朱亥，剧孟、郭解之流，都大大小小地经营着市井商业。直到现在的江湖人士也还保存着这个传统。这在后来虽不再以士视之，而在古时可依然是士的一部分。《墨经上》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可见墨家后学也还视任侠为士。”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当时的侠，都还与后世的江湖略有不同。这时的侠，在“士农工商”的“四民之业“中，无论“士”或“商”，官民社会的秩序中都还有他们的位置，不像后来的江湖总是被朝廷打入另册。所以在当时，“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侠的江湖是自由和潇洒的，侠的江猢还较少有来自朝廷方面的摧折和压抑。换句话说，侠的江湖一方面具有侠的独特道义观念即兼爱和自由生长的良好土壤，另一方面要在社会上混下去，即使想要到“庙堂”里去出将入相，也还是很有可能的。<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