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华夏商报》的关系，华夏社与京城的很多书铺都有联系，经过粗略地统计发现，图书市场上最流行的书包括通俗文艺作品，也就是所谓的小说、戏曲，如《水浒传》、《西厢记》等。
还有通俗实用读物，即通书、农书、尺牍、旅行指南等，如《陶朱公致富奇书》、《客商一览醒迷》等，尤以商人用书为最多，想来是商业发达，商人也有钱购买的缘故。
当然，在北京的图书市场中，最好卖，最为紧俏的，还是时文选本，这里的时文说的八股文，往往搜集以前中式的科举应试文字，加以选择乃至评点，再印刷出版，其中又以点评者地名气最为重要，若是名人点选，往往好卖，而这个点选者也有特别地名号，叫“操选政”。
通常来说，明代的图书市场上还没有版权地说法，不过行规是不能一模一样地抄袭，还有就是印售新近的作品，也需要征得著者的同意。
活字印刷强在时效性，以及少量印刷的成本，与雕版相比，雕版在印刷经典书籍以后，可以长期存留，随时加印，成本未必更高，印刷质量也更好。
李彦要用活字印刷，就必须充分发挥活字的优势，而避免印刷质量上的劣势，所以李彦在分析比较后决定，华夏社不印书籍，仍然印与报纸类似的，定期发行的，这次是期刊。
在期刊的选择上，李彦计划出一本通俗文艺类的，也就是小说戏曲期刊；一本时文选本类的，都是一月一册。
两本期刊，一本叫《华夏小说与戏曲》，既然是通俗文艺，这个名字也确实通俗，时文选本的刊名也很通俗，《华夏文学》。
李彦原本想将《华夏文学》叫作“十日谈”一类的，他对这本时文杂志抱有更大的期望，因为所谓的时文，所谓的制艺和策论，涉及到的往往是治国的理论和方略，如果利用得好了，这其实就是一本政经类期刊，未尝不会讽喻时政。
正是因为如此，李彦想了想还是决定至少从包装上弱化其政治特征，让它看上去只是一本“文学”期刊，而实质上能走多远，就要看政治环境了，李彦的原则是能做的事情就要去做，他不怕死，反正已经死过一次，但也绝对不会去找死。
《华夏商报》提前刊登了两本期刊的征稿启事，而且将这两本期刊包装成《华夏商报》的副刊，立刻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与《华夏商报》的用稿不同，期刊的用稿会给付稿酬，华夏社也声称，在著者保证他们独家用稿权的情况下，未来《华夏商报》也会考虑给付稿酬，同期有一篇文章就此进行讨论，正式提出版权的说法。
版权属于一种全新的提法，虽然在有些领域，譬如书商聘请一些书生撰写小说书稿，然后给钱，或者书商会直接购买小说书稿，这都可以称为稿酬，但提到版权的还不多。
就算是书商提供的稿酬，也是相当微薄，除非是很有名气的名作家，譬如冯梦龙、李渔之流，当然前者喜欢自己的书自己印，后者也基本是朝这个方向发展。
依靠《华夏商报》的影响力，以及京城的文化底蕴，华夏社很快收到很多来访者和来稿，加上李彦亲自写的一些文章，《华夏小说与戏曲》首先付印，并通过《华夏商报》的发行渠道，推向各地。
相较于其它的小说印本，《华夏小说与戏曲》的特点在于类型丰富，基本上包括从一两句话的幽默笑话开始，到小小说、短篇，再到中长篇连载，各种篇幅都有。
其中又以连载最为新颖，并引起很大的轰动，轰动的原因自然不是因为连载只有一部分，而是这则据说是长篇小说的内容，似乎有讽刺读书人的意思。
这篇小说的内容，其实是李彦参考《儒林外史》，自编自写的一则长篇，书名也叫《儒林外史》，有些内容甚至还会有些雷同。
李彦并不是想讽刺什么，小说中的有些事甚至多是包有才曾经听说过的，他只想通过这篇小说，来提醒大家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否读了儒家的书就够了？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是不是儒家都说到了，而且说对了？
而在随后面世的《华夏文学》创刊号中，李彦谈到自己的创作初衷，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支持实学，并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实学的作用，投身到实学之中，以实学“强我大明”！<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