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府寺被大大的加强了
赋税的收取、年底财政支出和收入的规化、商税、地税、丁口税等税费的调整与各地情形不同造成的火耗费用，摊派等等，一律归太府寺管理。
甚至包括新成立不久的铸币事宜，大使余子俊顺理成章的兼任太府寺，此事已经成了定局。
太府寺卿也从四品升到了正二品，体例与尚书相当。
就是说，户部原本的职权保留，但它发挥不了的财政和税赋管理作用，将由太府寺来负责，天下税曹，也自然是太府寺派出。
现在还归于各地，比如某府税曹，某县税曹或户曹，以后时间久了，来往通信更加方便之时，可以把各地税、户、法、刑都垂直管理，不受地方约束。
只有农桑、水利、道路交通、学校，司法治安，这些自然还权归地方。
不然的话，地方也没有什么公务可办了。
集权和放权，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在张佳木看来，特别是权力极大的敏感部门，就非得权收中央不可。
不然的话，事事被地方主官掣肘约束，想放手办法，或是凭典章制度办事，那么，地方主官因为地方利益而反对时，却到底是听谁的？
这个计较，他心中很是坚决，所以，现在设立新官制时，已经是有所准备了。
刑部之外，加设法部，而大理寺的权责也是大有改变，凡刑案之初，大理寺就可以介入，或是提起诉讼，或是替犯人抗辩，不论是哪种选择，都足以左右刑部办案的过程和结果。
这和现在不同，现在大理寺只办理重大案件，还有皇帝交办的会议合审的案件。
要说审案，大明说草率是极其草率。
一个知县就能仗毙犯人，只要他觉得该犯有可死之道。刑讯之下，什么口供不可得？而催科之时，更是把人随意抓捕囚禁，至于监狱之中，黑暗无比，能活着和健康出去的犯人，百中无一。
所以只要有刑案就必定是地方多事之由，常有宗族出事，要么自己sī了，把犯事的子弟自己惩罚甚至是处死，如果是与外族之间的矛盾，或是谈判，或是干脆械斗。
只有傻瓜才到官府告状，一告，衙役和帮役下乡，不问事非原故，把原告被告并其家人一起抓走，连邻居也不放过，号称是人证，一起拘走关押。
非得勒索到人家破人亡的地步，才能停止。
这般的刑法施为，也怪不得人都宁愿械斗而不愿官司了。
以后规矩严密，律法控制森严，再以直管之策来办理刑案，恐怕，死于冤狱的人当会少一些。
六部之外，可能会加一个法院。
裁撤一个鸿胪寺，加强太府寺，设国子、将作、军器、军法四监，军法一监，其核心班底当然是锦衣卫，这不消说得。
军器监，则是锦衣卫在城外的火器与兵仗等局并入，其中还有张佳木不少sī产在内，不过，也一并捐献了。
通政司外，又加邮传司，原本的驿站系统，也是并入邮传，由邮传司一并管理。
监、司一律设大使，副使，大使正三品，副使从三品，比尚书略低一等，也是整个监司衙门比起各部要低一级的意思。
文官系统，大约便是这么改法。
品级是十有**都提高了，因为取消了七品以下的辅官，基本上，部曹之中的司官都是三四品了，新入职的也是五六品官，七品以下，年俸在三百石以上的长吏增加极多，百石以上的少吏也很多，办事是吏员为主，而官员是监督为主。
张佳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各司其职，大家彼此都能各安其位。
以通过儒家经典科考上来的官员，也就只能这般安排了。不然的话，军器监的那些活，非得学过算学，并且略通机械制作的人才能管理，让一个从小死背书的官员亲自来管理这些技术部门，非得把事搞砸了不可。
要说改科举制度……现在他还没有这种能力，想也不必想。
被张佳木这么将了一军，彭时自感无法推辞，而且，这种编制新官制的差事，也确实是勇于任事的人才能担任。
一想到此，彭时便无可不可的答应了下来。
至于分流考核武官，当然只能由张佳木这个伯爵都督来亲自进行，在进行之前，还要做不少的准备工作。
出门时，年富颇为担心，但他亦知张佳木的脾气秉性，一旦决定，便绝不可能更改。
当下只能摇头叹息，心中默祝顺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