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五六百两的税收是指押解到京城国库的税收,而不是指大明全部的税收。
大明的地方官员在税收收上来后,会直接扣除来年的用度,然后剩下的才会上解朝廷。这当中,可操作的空间极大。
董宣武怂恿皇帝发行国债,也有借发行国债之机,趁机埋下监管地方官员的一颗种子,以便日后大举整顿各地吏治。
因为既然大明是以商税和农税为抵押,那么必定要成立相应机构来监管商税和农税。董宣武认为,天启皇帝最有可能会让信王来监管这一块。而作为承销的商团,往里面插入一些自己人,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天启皇帝当然没有想到董宣武的布置如此深远,在接到这份奏折后,基本没有怎么犹豫就同意了。
这份奏折被批下来,以董家为首的董党各方势力立刻行动起来,正式成立了大明复兴董事会,董党第一次以大明复兴会的名义走上世界的舞台。
在筹备大明复兴会的同时,第二封奏折《请重修各地水利奏章》由徐光启呈递给了朝廷。
徐光启本就是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等方面的专家,颇具声望。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并刻印刊行。
翻译完毕《几何原本》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徐光启根据利玛窦口述翻译了《测量法义》一书。
后徐光启又将《测量法义》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相互参照,整理编撰了《测量异同》,作《勾股义》一书,探讨商高定理。
在此期间,徐光启还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作物引种、耕作试验,作有《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等书。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回到北京,因钦天监推算日食不准,他与传教士合作研究天文仪器,并撰写了《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和《夜晷图说》。
万历四十年(1612年),徐光启向耶稣会教士熊三拔学习西方水利,合译《泰西水法》6卷。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初冬,因与朝中一些大臣政见不合,徐光启告病去职来到天津。
他在房山、涞水两县开渠种稻,进行各种农业实验,先后撰写了《宜垦令》《农书草稿》《北耕录》等书,为《农政全书》的编写打下了基础。
天启四年(1624年),徐光启擢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编撰了《农政全书》。他同毕方济一起合译了《灵言蠡勺》。
这样一位备受人尊崇的专业人士,提出来要重修水利,减少农业灾害的损失主张,自然备受人关注。
况且,自从万历皇帝晏驾之后,直到天启六年,长达六年的时间,朝廷虽然连连都有拨付银子维修水利工程,但是谁都知道,这些银子早被那些贪官污吏早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六年间,大明官府竟然没有修一里的水利工程。
唯一做得好一点的是贵州,那还是董宣平定贵州后,利用民间的实力做了一些事情,严格来说,并不算是官府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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