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为什么这么生气，这么大动干戈，这是因为这个丘府管家送给张超一本自传，王恕的自传。而这本王恕的自传是刻印于成化二十二年，当时王恕正好致仕在家，他就把平生诗文整理之后雕版出印。
本来致仕大臣退休了，写一本自传夸耀一下平生成就这就十分寻常的，比如程敏政的老丈人李贤就出版了一本自传，当然他给后人惹不少麻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具体到王恕就完全不同，他不应该出这本自传。
因为王恕的致仕非常奇葩，不是他自己主动提出的。成化二十二年，宪宗起用传奉官，王恕进谏更加深切，宪宗愈加不高兴。王恕之前已加职太子少保，时逢南京兵部侍郎马显上疏请求辞官，宪宗忽然在批文上附上王恕以太子少保退休，朝野群臣得知后大为惊骇。
说白了，王老爷子是被先帝赶走的，所以回到老家陕西三原的王恕心不甘情不愿，在这本自传中有些语句是有很大问题的，比如有几句话特意被人用红笔勾出了来，张超就看到王恕在传记中自比伊尹、周公，另外还有将官员奏疏扣留下来，一概说宫中不回复。
伊尹、周公这两位都是权臣中的权臣，王恕自比这两位，那他的心思就值得寻味了，更何况王恕现在是吏部尚书，大明六卿之首。这如果让弘治皇帝知道了，他该是什么想法？
问题在于，丘濬给张超这本自传干什么，难不成让张超上书弹劾王恕，这简直是把张超当成是傻子了，就算王恕真正罢免了张超，张同志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然后灰溜溜的回家，这是两人的地位和影响力决定的，张超落败根本是非战之罪。
张超可以不满，但绝不能用文字狱的手段进行报复，这种手段一旦使出来，张超就会彻底名声扫地，一辈子也没有翻身。因为文字狱是文臣最忌讳的东西，谁没有写几个文字，要是都这么干，谁也跑不掉。
张超知道，丘濬和王恕是有矛盾的，而且这个矛盾相当公开。说起来，两人矛盾的来源似乎有些好笑。弘治皇帝生了儿子，欣喜若狂，就宴请百官。
国人吃个饭都要按官职大小排座位，这一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这是等级社会的标志，与社会制度、职官制度密切相关。
我们常常看到一群西装革履、一本正经的人走进某酒店包厢，准备入座，“宋局，您上座！”“不不，李主任，张处从部里来的，只有他才能坐这里嘛！”几个人推来让去，往往折腾半天。
而实际上，最后该怎么坐还是怎么坐。一个接受了现代自由平等观念的人，常常觉得这样很无聊。是的，的确无聊。
但在等级森严的文化环境里，座位安排确实很重要，所谓高下有别、尊卑有序，一点儿都含糊不得，即使今天也不例外。大多数情况下，座位该怎么安排，当事人都比较清楚，一般不会有什么异议。但当一种新的制度处在发展变化中时，新、旧的观念就会起冲突。
丘浚以礼部尚书入内阁为文渊阁大学士，王恕时任吏部尚书，两人同时加太子太保之衔。那么这两位谁大谁小呢。丘濬入阁前，丘濬任礼部尚书掌管詹事府，与王恕同为太子太保。王恕作为吏部尚书为六卿首领，所以位在丘濬上。
但是现在丘濬以尚书入阁，这是明朝建政以来的第一位，入阁后情况就不同了，此时内阁已然凌驾于六部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