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宁声涛来说，张连城和江泳博，甚至张耀晖、何征绪等朋友都快乐的多。
张连城工作非常辛苦，甚至需要连续36个小时上班带值班，可休息时他可以愉快的打游戏，通过游戏舒缓神经恢复身心消耗。而且他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的特殊性使他保养的非常好，几乎十年都看不出什么变化，三十大几的人给人看起来仍然只是哪个才从大学毕业的学生模样。
张耀晖的情况要特殊一些，他虽然是文科生，大学就读文科专业，可他的数十份工作中几乎都是理科性质的工作。他的家庭从不给他提要求，也不给他束缚和限制，他在宁声涛的眼中就好像可以在广阔的天空任意翱翔，真正的“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到四十岁的时候，张耀晖的活动轨迹涉及了十五个城市以及二三十种不同工作。有些工作他付出多一些，有些工作他付出少一些，他一直不停的选择和被选择，一直不停的尝试，直到最适合他的城市以及工作出现。
在宁声涛的心中，张耀晖才有真正的“生”“活”。世界那么大，时代给了中国人走出土地依附和家庭依附的机会，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历史上第一次无限扩大，紧跟时代脉搏，伴随交通发展。之前的中国人口流动和融合，都没有伴随着现代交通和通讯的巨大发展，范围都不可能是无限的。
美国一个研究机构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平均值是十公里级，21世纪初，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平均值上升到千公里级，虽然和美国人的万公里级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可是短短二三十年，中国人的“世界”就大了千百倍。
有几类中国人，他们的世界无限的扩大。
一类是传统的中国农民，他们祖祖辈辈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牢牢的和身边的土地捆绑在一起，过了几千年的“死”活，仅仅只是证明自己“活着”就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遇到开明时代，日子可以温饱，却永远无法富裕，富裕的都是那些不需要劳动的人。改革开放之后，农民一下子“活”了，是“生”活，他们可以远离土地去遥远的地方，去市场资源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产生更大的市场价值。
宁声涛的岳父离开村里，在30多年的打工日子里去过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他还见过一个刚满60岁的农民在公交车上对朋友骄傲的说：“我这辈子呢，也算值了，全国各个省市我只有台湾和香港没去过了。去年有个不错的机会我们工头带着我们去了澳门，给一个大型的酒店装修。那些城里人说什么旅游，恐怕还没有我去的地方多。北京的机场我们修过跑道、上海的宾馆我们修过楼梯、黑龙江的村道我们打过路基、海南的滨海路我们打过堡坎、新疆的高速路我们修过涵洞、云南的铁路我们打过排水渠……”
第二类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更多自由的空间，不再依附于国有企业或者研究机构，他们天南海北的飞，也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舞台。
第三类是商人，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比起之前的晋、徽、浙、粤或者晋、徽、潮、甬“四大商帮”来说，伴随着商品生产的社会化和工业化，商品交易次数大幅增加、交换种类成倍扩大，新时代的中国商人站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前沿，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工人、农民等其他阶层创造出来的伟大作品迅速的送到中国甚至外国消费者手中。一方面活跃了商品经济，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搭建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桥梁，另一方面实现了自己的资本积累，逐渐成长为新的富豪阶层。
第四类是学生，最初中国人一般是把中学毕业的孩子送去远方的大学或者国外大学深造。伴随时代的变化，在中学阶段，就出现了不少的孩子远离父母去远方求学谋求更好的高考成绩，以便未来升入更好的重点大学的现象。当然，在一些特大城市或者中大城市的先富起来的阶层，他们甚至不用等着孩子参加高考就在中学阶段把孩子送到国外去留洋。以前那种小学就在身边就近入学、中学就在附近乡镇或者本县区市就学大学才可能离开家乡的情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宁声涛在校外给名牌中学学生补课时曾经遇到过男孩子不到18岁，已经去过以色列、俄罗斯、埃及、泰国、澳大利亚、美国的情况。也曾经认识一个高二年级专门去韩国学习流行音乐三个月的高中生。最让他惊讶的是一个高三女生，在他18岁的生命历程中，已经去过十三个国家和国内上百个城市。这样的生命宽度和广度让宁声涛不但汗颜而且沮丧，他的年龄是对方的两倍，他的宽度是对方的百分之一，广度是对方的千分之一。
当然，无论是什么群体或阶层，他们的活动范围都没有商人的活动范围广泛。
小时候，宁声涛在国企的子弟校读书，国企里生活最宽广的领导阶层、采购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领导阶层需要去各地开会、研讨，采购人员需要去全国各地跑业务，高级技术人员需要出去交流学习和指导。因此，宁声涛立志要做个采购人员，拿着家里的锅盖当成方形盘，梦想着开着车全国各地去出差去采购。
在自己最熟悉的朋友中，张连城进了保密机关，每周有限的时间离开基地出来活动，自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年去西北地区搞了三个月实习和培训之后，他基本上是十年如一日的待在基地里，每年有一个探亲假返回宁坚来见亲属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