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二月，一次似乎是很意外的事故，当时权倾朝野，只手遮天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在狩猎中从马背上摔下，三天之后死于喀喇城。这次看似意外而巧合的事故，不但引起了后续的一场波及朝野的政治大洗牌和血雨腥风的权利更替，这究竟是不是意外和巧合？其中又有什么玄机，真如我们所看到的史书表面上那么简单吗？
这场暴风骤雨的前后因果说起来可谓是千头万绪，为了便于阐述，所以先从多尔衮此次的死亡原因说起吧。
一：关于多尔衮的病因及多铎之死对其的影响。
此前已经有人专门发过一篇从病理上推论的帖子，个人认为基本没有什么纰漏，所以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要说的是多尔衮在摄政的最后一两年中疾病与政治之间所构成的客观影响。
顺治五年底，阿济格被派驻山西，由于为人鲁莽，处事不周引发大同总兵姜襄的叛乱。当时清政权由于开国之初“剃发易服”这个弊政而引发的一系列恶果以及后遗症在这一年终于汇集到一处，爆发开来，也就是当时南方张献忠的余部李定国和孙可望效力于南明政权，在岭南一带逐渐势力大增，渐渐引起各地相应；同时郑成功势力在福建一带活跃，并且着实打了不少胜仗。一时间各地反清的势力兴起，可谓是风起云涌，于是清廷不得不派出大量精锐军队和能征善战的将领前往征伐，以至于山西变乱，患在心腹，多尔衮以摄政王之尊也不得不前后两次前往平定。
可以想象，顺治五年之时，多尔衮已经扫清了所有政敌与障碍，正是如日中天，篡位易如反掌，兴许此时他已经开始策划废帝自立了，然而偏偏遇上了全国烽烟四起的麻烦，让他暂时失去了一个篡位的大好时机，不可谓不是前种因后尝果。
顺治六年二月，正在山西征战的多尔衮突然听闻其胞弟辅政豫亲王多铎患天花过世的消息，以至于当即从马上摔下，然后匆匆停止进军，立即返回京城。如果说多尔衮此前也不过是偶尔有旧疾发作的话，那么这次多铎的死，对他的精神打击相当之大，也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个人认为，这次打击，还有一层政治上的关系，这就是涉及到多尔衮的继承人问题。
多铎早已被乃兄内定为后继者，肯定是毋庸置疑。在[清史稿]如此惜墨如金的史料里，也特别提到了“英、豫二王与王同母，王视豫亲王厚，每宽假之”，多尔衮对这个弟弟的个人感情和兄弟情谊自然是人尽皆知的了。他对多铎也一向加以培植和拉拢，这从很多史料都看得出来。在这个时期，满清的满洲贵族中，有雄才大略者其实并不多，即使能征惯战者一大把，然而既能打仗又善于治政的人，恐怕除了多尔衮自己外，就实在找不出什么更合适的人了。而偏偏多尔衮自己无子，所以过继了多铎的儿子多尔博为养子，他的想法应该是：以自己的身体状况，要想活到七老八十是很难的；而自己死时，多尔博定然还未成年，是绝对无法压制众多满洲王公的，所以希望这时候能由其生父多铎来理政，作为过渡时期。
这其间就出了一个令人难以解释的疑窦：为何多尔衮没有派多铎去平山西之乱呢？对多铎的能力不信任？这是肯定不成立的；多铎自己不愿意去？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因为此人一向喜欢和当权者作对，有时候也不是完全听哥哥指使而行事的；是多尔衮体恤弟弟之前征蒙古，鞍马劳顿？还是由于多铎此时已受封辅政叔王，多尔衮想借这个自己离京的机会，给多铎一个实习或者展示执政才华的机会？
不管怎么说，多铎之死对多尔衮的影响不光是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而是沉重地打击了多尔衮废君自立的决心，后继无人绝对是多尔衮最终放弃篡位想法的关键之处。这一点实在是太过巧合，假如多尔衮派多铎平定山西叛乱的话，那么多铎就不会在京城染天花病故；假如多铎不死，多尔衮废君自立就是毋庸置疑的了，历史也一定会由此转折。
二：关于多尔衮与孝庄，顺治的关系问题。
关于什么“太后下嫁”这类八卦问题，我这里暂时不去研究，这里只是分析多尔衮在顺治七年时有没有打消篡位自立的念头。
多尔衮其人的性格，可以说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朝鲜人记载“九王性宽大”，而汉人笔记记载“九王素刚愎”，究竟该相信哪个呢？个人分析，两者兼而有之，多尔衮在没有大权独揽之前，确实表现为温文尔雅，性情宽和，大大区别于一般满洲贵族的，这从他在朝鲜时的一切言谈举止和行事作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来。可后来的所谓“刚愎”呢？应该是指他在顺治二年以后，开始强调众臣在汇报时一定要精简言辞以及许多亲贵大臣因为畏惧他的权势而不敢直接上门汇报，只能等待于多尔衮出行时经过的路上匆匆请示这几件事吧？
也许此时多尔衮的脾气确实改变了一些，或者说为人严厉了许多，但是从各种史料中，笔者也没有查找出多尔衮性情暴躁或者残酷的记载，所以很多人将顺治痛恨于他的原因解释为“对小皇帝动辄叱责，无人臣礼”这一点应该是不存在的。相反，笔者却能轻轻松松地在史料中寻找出来许多多尔衮一向尊重顺治皇帝的记录：比如他给小皇帝找了乳母，找了五位满汉师傅；比如亲自领小皇帝避痘，修建晾鹰台和南苑供小皇帝联系骑射；比如很多大臣对小皇帝不恭敬，被他郑重训诫；比如他给小皇帝早早订下婚事[皇帝大婚就意味着马上亲政，多尔衮没有故意拖延为顺治订婚，可见并没有准备故意拖延归政时间]……
那么既然如此，顺治为什么会恨多尔衮入骨呢？鄙人认为，首先有顺治个人性格的原因，应该说福临本身的性格是偏激，固执，容易记仇，自尊心极强而又独断专行的，虽然不是昏庸之君，但不能说没有残暴之嫌，不能因为后来他对董鄂妃的钟情就能遮掩得了的。第二点，很有可能孝庄一直对其灌输以天子皇权的思想，让顺治一直对于做傀儡而耿耿于怀，正如当年万历帝对于张居正的忌恨一样，权臣定然会为君主所忌恨，多尔衮自然逃脱不这个潜规则。
第三点，就是非常敏感而又梳理不清的多尔衮与孝庄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不管多尔衮本身与孝庄有没有暧昧关系，但是著名抗清将领张煌言的那首[贺太后下嫁诗]流传甚广，肯定也为小皇帝得知，这样令顺治觉得尊严尽失，是极大的侮辱，正如小孩子发现守寡的母亲同自己的叔叔关系暧昧而遭人耻笑时的愤慨一样。
对于顺治“忘恩负义”的报复行为，也可以这样解释：多尔衮对于满清的赫赫功勋和鼎定社稷的贡献是顺治所一知半解或者根本选择性失明的，在顺治眼中，多尔衮不是大清的实际缔造者，而是阻碍他亲政，做一个真正君主的障碍和巨大威胁，因此由惧生恨。
多尔衮的身后罪名之一，就是“以太宗之位原系夺立为由而亲至后宫内院”。不管这话究竟是不是多尔衮亲口说的，我们也只能先用史书上的明面记载而推论：多尔衮去孝庄那里，究竟争论什么呢？假设他想向孝庄表达的意思是：当年皇太极的汗位是从我这里夺走的，现在我把它重新拿回来有什么不对的？
这样争论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定然是孝庄对多尔衮即将谋位而深深恐惧，而偏偏她什么也做不了，因为多尔衮对她并不像电视剧里那么含情脉脉，而是提防她干预朝政而特别设立了“后宫不得干政”的规矩，孝庄既不能接见大臣，也不能纠集多尔衮的反对派们阻止多尔衮一步步逼近的篡位步伐。所以说，她什么也做不了，根本不能像很多为她脸上贴金的说法一样，她如何巧妙地用智慧和多尔衮周旋。
多尔衮为人似乎很重情谊，而且在政治上的手段也不够冷酷无情，所以他在和孝庄翻脸之后，接连娶了豪格福晋与朝鲜公主，可见这是向孝庄与她背后的蒙古势力示威和一种变相的恐吓，当然也可以YY成“赌气”[笔者的想法可没有这么浪漫]。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孝庄最有可能如何应对呢？按照她当时的能力，鄙人认为，她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死相胁”。而多尔衮毕竟还是偶尔会心软的人，再说到了顺治七年的时候，他自己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又没有继承人，这令他非常绝望，以至于对于前景失去了信心，所以逐渐淡化了篡位的念头。再加上他也不愿意承担“为了篡位而逼死圣母皇太后”的罪名，所以就此作罢了。
当然，多尔衮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想通过改顺治为储君，立孝庄为皇后，自己当皇帝的办法，因为他曾经对大臣们抱怨过：“若我为君，今上为储，何来此疾？”，姑且信之。
第四点，就是多尔衮的党羽大臣们对顺治的不敬和怠慢，这让顺治误以为是多尔衮的指使或者放任，所以更加痛恨。阿济格曾经当着很多人的面称小皇帝为“孺子”；拜因图的两个弟弟，锡翰和巩阿岱曾经在陪同圣驾行猎时，嘲笑怠慢过顺治，起因是顺治骑马下山时由于骑术不精，险些摔下来，这在当时五六岁就练习骑射，十三四岁就上马杀敌的满洲人看来，的确是件不光彩的事，可是两人倒霉就倒霉在不应该嘲笑皇帝，所以后来被顺治凌迟处死也是清理之中的。
三：关于多尔衮“谋逆”的重要证据——两白旗移驻永平的问题。
顺治七年这个时候，多尔衮自己为正白旗旗主，镶白旗自多铎死后，由其长子信郡王多尼继承；正红旗为代善的六子，“理政三王”之一的满达海掌管，他是多尔衮一手扶植上位的，就算不是多尔衮的亲信，起码在多尔衮准备篡位时也会助力的；镶红旗自然是多尔衮的胞兄阿济格掌管；正蓝旗自从豪格死后就已经被多尔衮吞并。因此从表面上看来，除了两黄旗和济尔哈朗的正蓝旗外，多尔衮起码拥有五个旗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