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为此也作出过相当的努力。一九二八年二月，又被提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十月，当上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一当就是二十年。他还经营了童子军，在中国发展了五十万成员，写下《伟大jīng神》、《同舟共济歌》、《rì行一善歌》等歌曲，在当时非常流行i一九三六年，戴季陶代表中国zhèng fǔ率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到德国参赛，开幕前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和他谈话二十多分钟。事后，游历了欧洲，五个月后才回到中国。西安事变之后，他认为对张学良、杨虎城应坚决开战。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力陈利弊，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这年十二月十四rì举行的高级会议上，戴季陶在休会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退了席。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抗战开始时，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被yù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所以，他西迁chóng qìng时，虽有大小六辆汽车随他，但除带个人铺盖衣服外，其余个人的东西部不带，已放上车的全部取下。结果，匪盗把他家房子一火烧光，片瓦无存。
一九四零年，他奉命代表国民党出访印度，见到了尼赫鲁、泰戈尔、甘地等名流。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
“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一九四八年七月十rì，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二十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当陈布雷自杀时，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
但三个月后，戴季陶也走到了尽头。当时广州的情况并不稳定，虽然这里成了国都，如一九四九年二月一rì，国民党zhōng yāng党部迁到广州那天，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的“利一零四”
号铁**火爆炸，烧了三天，损失飞机油六千余桶；二rì，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罢工停车，因为工资低；三rì，电报电话加价，电报每字五元，电话加四倍，而书价加一百八十倍……戴季陶自1月到广州养病，就得到李士梅医生的医治。初来时情绪尚可，有时还异常嬖铄，一月二十七rì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陶还致辞，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别处踏熄。但过后几天心情又不好了，据《广东商报》报道：“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生rì形痛苦，忧心过度，病势反而加剧。”他虽住在广州东山的广东省正炙府招待所一一一东园（在今中山一路广州铁路局一带），但睡不安。最严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药入睡。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和十月，因寝食不宁，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都被及时抢救而苟延残喘。也不知什么原因，戴季陶到广州不久，就将十一个平时拜佛的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亲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觉皇殿中，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话中提到，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好像预知死期将至。二月十一rì，事情终于发生了。据他的后妻赵文淑说，戴季陶随国民zhèng fǔ迁都广州后，早已闭门谢客。即使国民zhèng fǔ开会，他去了也只是带双耳朵，从不发言。一个心思始终萦绕脑际一一一不想去台湾，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里才是故乡，所以终rì躲在宾馆的房里。孙科来广州后，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复，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处，那里原是市配售处副处长蔡国英居住的。戴季陶见新安排的三幢二楼十九号的房子简陋，大为不快，说：“孙科太看不起我了。”这晚，他更不能入睡，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在这晚达到了顶峰，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药。
知道戴季陶身体不适，在东园住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尽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经上了到机场的小车，接电后还是下车到戴季陶的房间。据当年报纸报道：“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觉已冰冷，气息奄奄，不禁潸然泪下。”
半夜两点钟，戴季陶还到过妻子的内室，说：
“已经吃过多次安眠药，还非常亢奋，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赵文淑劝后，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时间，仍未见戴季陶起来，家人进房一看，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面sè赤红，鼻际尚有微患喷出，家人立即打电话让医院派人前来医治。九时许，政界要人和军界人士齐集房前，见戴季陶没有动静，只好肃立。十点后，戴季陶气息已绝，但“神sè自若，面无戚容”。医生宣布，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了。广州卫生局长朱广陶说：“这次是中大第二医院派内科吴主任和李医生前去救治的，但十点过后他的脉搏就停止了。”
一九零二年，戴季陶人成都留rì预备学校，受老师徐炯影响，倾向反满。一九零五年赴rì本，入师范学校，一九零七年入东京rì本大学法科。一九零九年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任《天锋报》主编，因鼓吹反清革命被追捕，亡命rì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任《光华报》编辑，加入中国同盟会。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戴季陶一边与沈玄庐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一边与蒋介石在交易所从事证券交易。一九二零年去月，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参加了由李大钊等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将《星期评论》作为研究会的宣传阵地，大量发表了会员们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该刊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成为当时与《新青年》齐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就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宣言》也是由《星期评论》相约的。
上海**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其成员后来多数成为中国**的早期骨干。研究会里除戴季陶没有加入外，沈玄庐、邵力子都成为该小组成员。但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背叛孙中山而加入其他党派。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而驰。
一九二二年，戴季陶和蒋介石做的股票投机生意遭遇惨败，他在回四川的船上，跳江自杀，幸好被船员救了起来。戴季陶只好再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孙中山重新把他招为自己的贴身秘书。一九二三年，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这时候却威了坚决的**派。他力谏孙中山，不要搞国民党改组，让**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遗患，只会壮大**的力量，必然“启他rì之纠纷”。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戴季陶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zhōng yāng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zhōng yāng宣传部部长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左、右两派围绕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正女策产生的分歧和斗争rì益尖锐，蒋介石、汪jīng卫、戴季陶等人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
戴季陶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自居，提出了要清除**思想的所谓的“纯正的三mín zhǔ义”。他看中蒋介石的政治才干，有心做辅助李世民的徐茂公，为蒋出谋献策，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
当时的**领导人陈独秀在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下，立场忽左忽右，引起**内部大混乱。先是主张所有**员从国民党中撤出，之后，又主张全面服从国民党。国民党右派步步进逼，抛出”整理党务案”，捏造“中山舰事件”，加紧对**员的全面打击和迫害。
**等人被撤销国民党zhōng yāng领导职位，**员被一一清除出国民党。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rì，蒋介石公然举起**大旗，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批**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戴季陶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政变，他为蒋介石制定了《离俄清党谋略纲要》。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南京zhèng fǔ成立后，戴季陶任zhōng yāng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府委员及考试院院长。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的授意教育部长王世杰召开会议，布置汉字简化的有关事宜，委托běi jīng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一九三五年八月，王世杰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通知备印书馆。不料，因事没有参加讨论简化文字会议的国民党zhōng yāng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得知此事后，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破坏了中国文化，还说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
蒋介石虽做解释，但戴季陶不听劝，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简体字表》，蒋介石及国民党zhōng yāng召开的任何会议，他一概不参加”。此后的三个月里，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也很少过问公事。
蒋介石碍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又是至交，只能做出让步。一九三六年二月，蒋介石以国民zhèng fǔ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