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大明朝，出重拳委任名将，抗击倭寇。
倭寇在苏、浙地区遭到一连串的惨败后，便南窜闽、粤，倭患重心移到福建，“北自福宁，南及漳、泉，沿海千里，尽为贼窟”。
嘉靖四十年（1561），俞大猷奉命南征。
俞大猷此刻回到南方，因平定王直的战功，被除罪录用，任湖南辰州镇军参将（今沅陵县），接连削平云溪等3郡6县叛乱。
同年七月，奉诏移军南赣，合闽、广兵，镇压广东饶平张琏的暴动，当时计擒张琏和萧雪峰，斩首1200余级，散其余党2万。
俞大猷因功升任副总兵，协守南赣、汀、漳、惠、潮诸郡。
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月，倭寇的奸细探知戚继光在福建平倭胜利后回师浙江，又凑集兵力1万多人，卷土重犯福建，纠合自广东南澳北犯的倭寇，连破邵武、罗源、政和、寿宁、宁德、连江、松溪、大田、古田等地后，乘胜直捣兴化（今莆田）府城，将府城团团围住。
当时总兵刘显，仅率700名疲弱士兵赶来。
刘显知道敌人气焰嚣张，断不是对手，因此便在离城30里外隔江驻扎。
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倭寇攻陷兴化府城，掳掠三千居民，当地百姓惨遭倭寇屠杀凌辱。
倭寇攻陷兴化后，又抢掠船只攻占了要冲平海卫，当时的敌势猖狂，前所罕有。
福建巡抚游震得不得不紧急上奏朝廷。
兴化城的陷落惊动了大明朝廷，因为这是自倭患以来被攻陷的第一个府城。
嘉靖皇帝震怒之下当即罢免了福建总兵游震得，起用谭纶任闽浙总督，从赣南调回俞大猷提升为福建总兵官，浙东调回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官，命令两队人马急速回闽，配合福建都督刘显，三人均受谭纶指挥节制，会同剿倭。
嘉靖四十二年（1563）二月一日，俞大猷迅速自赣南驰至兴化的平海卫，驻军秀山，与驻明山的刘显互为犄角。
刘显当时驻扎明山，距倭营三四里，而戚继光招募的义乌军尚远在浙东。
当时敌我兵力已相当，毕竟倭寇猖獗，屡来挑战，诸将愤愤难平，纷纷要求应战，但俞大猷却一直按兵不动，主张星布兵营，画地凿沟，东西通海，列栅其上，围而不攻的战术。
当时明朝的诸将以为俞大猷也有畏敌之心，当时的俞大猷认为，灭倭的时机并未成熟，他呈给福建巡抚谭纶的《兴化灭倭议》：“今贼有二三千，从贼有七千，且人人皆欲死斗。官兵之数仅与相当，约日列阵以合战，胜负之形相半。若迫城而攻之，彼实我虚，彼饱我饥，彼逸我劳，万一被其挫创，东南大势去矣！”
俞大猷认为倭寇突袭攻陷兴化，对我方来说，是“遇异常之变，必设异常之谋，方可成异常之功”。
首先，倭寇连拔数县，气焰嚣炽，此时不宜与战。
加上明朝大军从江西长驱、日夜兼程刚到此地，军士疲乏，当休整数日。古时候打仗没有军车和轻轨坐的，全部靠徒步行军。
俞大猷根据敌我双方实情，采用“敌以战为守，我以守为攻”的作战策略是正确的态度。
“画地凿沟，东西通海，列栅其上”，用来围困倭寇。
其次，根据倭寇是日本武士、浪人和海盗结合的杂乱队伍，提出我军招收熟悉地形的当地兵马，以利于进攻。
发动长期受倭寇蹂躏，有血海深仇，勇于效命沙场的闽中南人民为民兵。
再次，尊重与配合刘、戚抗倭将领和地方官吏。
如今倭寇屡次前来挑战就为速战，敌人无论战胜战败都可随时逃离，因我方未有力量围歼之；戚继光大军即将赶来，时我强敌弱，全歼倭贼有望。
“不论在南在北，但得相资相助，必有大建立”。
巡抚谭纶当时以为俞大猷的分析很有道理。
但当时朝廷诸当事人责战急切，海上又有倭寇挑战，俞大猷巍然不动，忍辱负重，从容不迫地进行部署。
那些朝官责战急切，估计原因有两个，麻将三缺一，他要立马去补缺，要不就是家中小妾要产了否则急切个球？此前都干嘛去了？
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戚继光军队到达平海卫
四月二十一日深夜四鼓，根据战斗部署，分三路全面出击：戚继光担任中军主攻，俞大猷为右军、刘显为左军侧攻，悄悄向敌营迫进，会攻倭寇于平海卫。
战局的发展，完全按照俞大猷的战略意图进行，经过5个小时战斗，倭寇抵挡不住排山倒海般的攻击，抱头鼠窜，纷纷落进俞大猷预设的壕坑之中。
这一仗，歼敌两千两百多人，取得兴化平倭大捷，收复平海卫和兴化府城，解救3000名被虏的百姓。
兴化平倭，是福建抗倭斗争的最大胜利，俞大猷在战前力排众议，做了周密的部署与大量的准备工作，其功劳并不下戚继光。
论功行赏时，昏庸无能的嘉靖皇帝听信身边一个小人谗言，奖赏不公，谭纶晋升右副都御史，戚继光晋升都督同知，刘显加秩荫一子，惟俞氏，也就是俞大猷得到“赉币银四十两”而已。
当时银四十两，估计折合人民币4000块钱，不过是20年前的币值。目前买两箱脑白金还是阔以的。毕竟筹谋整个计划很费心思。
有人为他抱不平，但俞大猷却淡然处之。其实官职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看淡了这些其实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即使给你一座金山，你亦能活得更久么？
毕竟很多人不会这样看。不这样看的都趋炎附势，活得很现实。
兴化大捷班师后，俞大猷偕友人游清源山，在水流坑清源古道石旁刻下《俞大猷兴化平倭崖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