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颠覆了我们固有的观念，因为通常我们认为警察和专业学习法律的人，在亲属、朋友发生民事纠纷时，应当告诉他们相信法律，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纠纷。那么，是什么让一个懂法的女人和一个作为执法者的警察，都抛弃法律的正当程序，而采取雇凶杀人这种极端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呢？
我们没有理由指责司法是否畅通，但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司法解决纠纷途径的畅通问题。因为作为知法者，如果知道司法解决纠纷能及时畅通，那么就没有必要用雇凶杀人的极端手段来解决纠纷。
如果再进一步思考，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出现越来越多的像被害人齐简宁这样的赖债不还的人，是不是也与我们司法解决纠纷途径的不畅通有关。一些债务人利用我们司法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心安理得地赖债不还，这反过来又更加剧了司法解决纠纷途径的不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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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决纠纷途径的不畅通，导致各种解决纠纷的地下组织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一些地方所谓的“讨债公司”盛行，本案中的被告人吕途就在北京开了一家专门替外国人讨债的黑公司，一些地方更是黑社会介入民间纠纷的解决中来，而且利用这些地下解决纠纷的组织还比较有效，成本更低。作为知法者的童琇琳，之所以会采取一个雇凶杀人的极端手段解决问题，想必与其主观上认为司法解决纠纷途径不畅通，而地下途径解决纠纷来得有效不无关系。
另外，我们不能不谈一下关于童琇琳知法犯法又回国自首的问题。按照常规来说，童琇琳在雇凶杀人后已经逃往国外，按照人们普遍的想法，她可以并且应该藏身于日本或者转移到其他什么国家，以逃避中国法律的制裁。但是，她还是回国了，因为她懂法，她知道中国的法律不会饶恕她，她应该为此承担罪责，因此她在犯罪之后选择了自首。
对于童琇琳这种“有担当”的精神，著名刑事辩护律师钱列阳先生有他独特的见解，他从个人的感情角度而不是律师的角度，对童琇琳为夫报仇后又敢于担当的行为甚为赞赏。钱列阳认为，童琇琳不是法盲，她深知法律的严肃性，知道犯法是要用生命或者自由来承受惩罚的。但是，钱列阳先生认为童琇琳是个刚性女子，她的知法犯法，不但触痛了法律，也触动了我们的人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