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海叔给我讲了一件我自己完全没有印象的事，大体内容却不出所料：我在去嘉兴的路上撞倒了一个姑娘，这姑娘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大三学生，当时去给被大雨困在庄稼地里的哥哥送雨衣。显然，我当时做了最卑劣最愚蠢的决定，扔下不明生死的姑娘逃逸了。后来回到sh我就把这事忘的一干二净。
现在，我终于想起来了：事发后我昏头大睡，正是对此前的剧烈紧张和畏惧的应激反应；那张在雨林里不断梦到的血淋淋的人脸，正是女学生撞到车上的瞬间。
而凑巧的是，车祸发生之前的那段时间，安老板通过圈里人听说了海叔的名字，想请他做自己的“私人顾问”，并一起去俄罗斯。海叔本想打包起程之时，却听闻自己的车子好像惹上了麻烦，他通过关系很快得知了一些消息，一猜便知我干了蠢事，情急之下，便决定让我替他去保护安老板，条件是安老板必须安排我去新加坡，并在车祸的事平息之前照顾我--------事情太紧急，而他和安老板又没见过面，一切联系都是通过中间人，这才有了我在西伯利亚铁路上猜测谁是安老板的桥段。
而在国内，海叔将车随便扔在了一个地方，等警察找上门的时候，他便说车子在一周前就被人偷了，而等警察又找到证据证明我在出事时开过车，他又说自己识人不清，不但让助手在把车偷了，还偷走了他两万块钱，最后算是蒙混过关了。
至于那个姑娘，事发后被路人送去医院，生命一度垂危。海叔去的时候正赶上她的家属在商量是否要放弃治疗，因为高昂的医疗费不是他们那种农民家庭能负担的。海叔便以肇事者的老板的身份向家属表达了深深的歉意，把他手上能调动的现金，连同安老板给的佣金总共十万块都给了姑娘家属，算是有了做手术的钱。后来姑娘虽然抢救过来了，可严重的撞击造成脑挫伤和脑疝，最终引起四肢瘫痪和语言能力丧失，可以说她已经完全无法自理了，只能躺在病床上接受养护，不然就只能等死，因为她的内脏和脑部的损伤必须靠设备和药物来维持。据医院说，她的日常护理费用每个月至少两万元。姑娘家属无力承担这笔费用，整天去公安局门口闹，希望警方尽快抓到肇事者，还请了一个很横的堂舅去sh找海叔要钱。那堂舅以前是个混混，和姑娘家属约定要到的钱四六分帐，所以对索债的事特别来劲，找到海叔后便赖在公司里不走了。海叔先凑了些钱把他打发走，怕他再来，便关闭了公司，又接了个南方的业务，也算是顺便躲债去了。
致此，我在国内成了通缉犯。
这时，电话那边的海叔变了个很小的声音，说：“我现在用这种音量旁边人能听到吗？”
我回过神来，装作是在交谈，说：“嗯，好。”
海叔小声说道：“小金棍，你对安老板有救命之恩，可以要求他给你在那边安排个差事，国内的事就先不要管了。等过几年风平浪静了，我再想办法把你弄回来。”
“那，那个姑娘怎么办？”我下意识的问。
“这，哎，那么高的费用我也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了。”
听天由命，那其实就是在宣判她的死刑。我再也没勇气听下去了，挂断了电话。然后，我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坐在椅子上，内心对海叔的怨恨一下子变成了感恩，自己则充满了无穷的悔恨。一个正值灿烂年华的生命枯萎了，一个全家人的希望就此破灭了，这都是因为我鲁莽的行为和愚蠢的决定，我捂住脸叫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干，我怎么是这样的人啊！”
安老板说：“小兄弟，你能这样说明你是个很有良知的人，在那种处境下人难免会做些昏头的决定，与其自责，不如想办法补救。”
诺大的办公室因为我内心的激动而变得平静下来，索然没说什么，只是将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说：“安老板，我现在明白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了，也清楚自己的处境了，另外，我也明白你的‘最后一招’了，只是，我在国内已经被通缉，就算我想回也回不去啊。”
“这个你放心，给你弄一个新的身份回中国大陆我还是能办到的，只要你足够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