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杨棒子这样的主，俺绝不是胡咧咧的，那个时代离我们太远了，很多事情和真相不是被遗忘就是被隐藏了，所以千万别以为不可能，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一个猛人可不是和超人一样，一落地就能把汽车举起来，也不和项羽一样，大家族贵族的底子，一招呼人就好几百听他的，杨棒子这个猛人那真是世道和生活一点一点给磨练出来的！
杨棒子的家就是湖南农村一个最普通不过的自耕农家庭，有几亩薄田，还租种着地主家的几亩好地，山上的坡地能收点红薯豆子啥。
这要是太平年间，曰子求个温饱是没啥问题的，逢上年成好的时候，还能手里有点余粮和活钱，扯两块布料买点酒肉啥的。
所以杨棒子的童年基本还算幸福，童年的农村生活使他最受益的就是有了填饱肚子的本领，农村孩子们一天到晚就琢磨怎么往肚子里塞东西吃，地里有啥整啥，山上能找到和抓到什么就吃什么，别小瞧这个，特种兵训练还先从生存训练开始呢！
上段文章咱说过，这种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其实很脆弱，一靠天二靠好世道，当这两项都不具备的时候，农民的苦曰子就来临了。
杨棒子12岁那年，先是闹起了兵祸，整天你打我我打你的，一股子兵过村子就洗劫一次，过不几天又来一帮子，还是见啥抢啥。三折腾两折腾，本来挺好的农户一贫如洗了！
祸不单行，闹完兵祸，湖南、湖北等地又连着三年的旱灾和水灾，地里的庄稼是颗粒无收！山上的树都干死了一大半。很快大水灾之后必出的瘟疫也降临了，父母和哥哥先后都病死了，为了治病，仅有的几亩地也都卖了，还拉下了不少的饥荒。
村上族里的公仓和族产也被天灾和兵祸折腾的也见底了，不光穷人倒霉，富户们也被乱兵和土匪洗劫的差不多了，乱世能保住自己个就不错了，谁还能多管谁呢？
为了活命，16岁的杨棒子跟着村里的大人们一起去了江西下矿井，好歹把头是本家叔公，饭能管饱，还能按时开工钱，一个月下来，能给留在破草房的爷爷和弟弟妹妹们捎回去一口袋粮食。
要这么熬下去，三年五载的也成，卖出去的地慢慢地盘回来，弟弟妹妹们也能帮上手了，曰子就还有个盼头。
谁承想第三年头上，杨棒子下井的这个矿连带周边的十来座煤矿，都被军阀和洋人勾结，强行收购了，为了减少工人数量，少发工资，洋人的工头们暗中挑动地域和族群间的矛盾，挑起湖南、江西、湖北、广东、安徽等地来的矿工们的械斗。
说白了原先是本地的乡绅和商人们开发矿产，对工人还没有那么苛刻和刁难，从几省招来的工人们彼此间也没有深仇大恨，洋人一来，不拿中国人当人看，原来八个小时的一个班要调成十二个小时，一个班30人要减成20人，要求的产量还要提高，工资标准还下调了。
尤其是在用工上，原先是矿下的活包给把头，不管你把头带多少人来，就这些活干完给多少钱，把头怎么给工人们分，矿长不管。
洋人给改了，改成不直接找把头，每天换工的时候现挑人，不管是哪个省来的，不管是哪个把头带的人，一律和牲口市场一样等着带班的监工来挑，挑上了领工具下井，挑不上的下次再说。
幸运的呢，每天都能被挑上下井，倒霉的呢，一连十多天都挑不上，像杨棒子这样半大小子的，还有瘦弱上岁数的，基本监工看不都看一眼！
工钱还是一天一结，累得半死的从井下上来，领工钱的时候还要被各种刁难，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克扣点，被克扣地都进了带班监工和当班会计的腰包了。
工人们都要养家糊口啊，谁家里没一帮人子人等着这点血汗钱回去活命呢，洋人这么一改，乱子就越来越多。
监工们就去也是一肚子气的把头们那里挑事，和湖南的把头说什么安徽的人上工的多，那是给中方的矿长送礼了，跑到安徽的那去说广东的把头托了衙门的人和洋人打招呼了，总之就是把劳资双方的矛盾给转嫁到工人自己身上去了！
结果很快在各个矿上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械斗，每个省来的把头和工人们都想独占下一个矿的用工名额，原本是几省工人平摊用工份额的规矩被打破了，地域意识和乡土意识这时候就占据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