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非汤武而薄周孔”一句话，周公和孔子脸上现出惊诧之色，相互对望一眼，周公暗示孔子，莫急、莫慌，孔子才没有变脸作色，他问高文化，抛弃礼乐制度，如何规范社会？岂不乱套？
高文化道，难道只有礼乐才能规范吗？
孔子不服似的说，很难想向没有礼乐制度会是个什么样子，春秋礼坏乐崩的年代我是不想再去过了，更何况还有战国时期的乱世，你想想便知道了。
高文化说，你说的不错，乱世起于规则被打破，但是礼乐制度为什么会被打破呢？这个问题你考虑过吗？
孔子看看周公，只好老老实实回答，以前没考虑过，但是现在知道了。不就是过时了吗？但是除却礼乐制度，还能有什么制度呢？
高文化抢着说，这就对了吗！过时了，就是被淘汰了，淘汰以后呢？还要有更先进的制度来代替。礼乐制度是规定了什么人该干什么事，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这已经不行了，应该是到了什么人不能干什么事，什么时候不能做什么事的时候了。这样就把自由还给了个体。如果规定不能做却做了是要受惩罚的。这就是对自由的保护，多好！如果给每一个人都贴上标签，并且说你应该这么做，到了那里应该那样做，到了某个时候又该那样做，这不是束缚是什么？哪里还有自由的因子？独立？简直是痴人说梦了。
孔子频频点头，还竖起了大拇指。周公也满脸笑容，等高文化话音一落就接过来说道，社会制度的制定需要根据社会环境来考虑，历史只能借鉴。不仅如此，外国的制度也一样，只能参考。但是最根本的是制定者站在什么角度来考虑问题，是为社会健康发展和民众幸福考虑呢？还是只考虑个人小团体的利益，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比如周公旦在当时就是看到奴隶主对奴隶的极端占有和奴隶暴发出来的极大的反抗意识，才废除了奴隶制度，当然也可以说是把奴隶解放了出来。但是解放到什么程度这不是周公旦能想像得到的。社会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公民的权利不容忽视，公民的权利不容践踏，这就是你小高一直强调的独立和自由的根源。当然我们的历史因素也不能不考虑，必竟经过了几千年的繁衍、生息和发展。如何在这里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是问题的根本。
周公停顿片刻，然后继续说道，咱们小老百姓操这份心好像多余，但是都这样认为的话，小高你一再强调的独立和自由精神又如何彰显？国家是大家的，每一个人都有为其考虑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就算是大话、空话咱也要把它铿锵有力地说出来。每一个人都不去争取，独立和自由就永远是水中花，镜中月。
高文化也一脸严肃地说道，周兄的话不无道理，但是你所说的这个可行的道路在哪里？在现在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大环境下，谁又会舍身忘己地去为之努力？
孔子问道，现在社会的价值观是什么？
高文化伤感地说，金钱至上，无诚少德。
周公插话道，原因呢？
不知道。高文化老老实实地回答。
高文化叹了一口气然后又问道，白衣送酒的故事你们知道吧。
周公和孔子两个都摇摇头。
高文化说，东晋时候有个叫陶渊明的，比竹林七贤稍晚一些，放着彭泽县令不做，竟独自结庐而居，他本人又特别爱喝酒，但是做为一个老百姓哪来那么多酒让他喝呢？这里就有一个叫王弘的人想给他送些酒。王弘是王导的孙子，也是一个东晋的高官。但是陶渊明是个名士，他怕冒然送去会伤了陶渊明的自尊心，所以就想了个办法自然而然地把酒送了过去。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先去托人找人，找了一个他也熟、陶渊明也熟的人，叫庞统芝的。他说，你想办法打听陶渊明哪天出门，我好如此这般。因为陶渊明不爱出门，经常一个人在自己的小院子里溜达。庞统芝好不容易打听到有一天他出门了，在他出门的必经之路上，庞统芝找个小亭子在那里喝酒。终于看到陶渊明过来了，就赶紧打招呼说，你也出门啊？着急吗？不着急的话过来跟我一起喝点酒吧。陶渊明不知道啊，就过来两人一起喝。王弘已经换上百姓的布衣在旁边等了好久了，见他们两人喝到酒酣耳热时，就装作路过的样子。庞统芝就叫道，又遇上个熟人，问陶渊明你介意吗，你要不介意的话我把他也请过来，咱三个一起喝。陶渊明也就只好说，那来吧。这时王弘才自自然然地走过来，三个人就一起喝了起来。喝酒时他见陶渊明穿的鞋子脚趾头都露出来了，就问他，我能给你做双鞋子吗？陶渊明觉得这也没什么啊，陌生人要给鞋好啊！就把穿着破鞋的脚抬起来量尺寸，王弘又问他，你看我们家也没什么东西，就是酒喝不完，你看我能送你点酒喝吗？陶渊明说，那就送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衣送酒”。
高文化话音刚落，就听得耳畔飘来如仙似幻的钟声。欲知后事，且看下回。